針對不久前發生的鄧玉嬌案，湖北省紀委、省監察廳印發通知。規定不準參加用公款支付的營業性娛樂活動；不準在下基層和執行公務活動期間，參加下級、下屬單位或管理和服務對象提供的營業性娛樂活動；不準在公務接待中，為上級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安排各種營業性娛樂活動；不準借“招商”、“親商”名義或節日慶典之機參加各種營業性娛樂活動；嚴禁出入營業性娛樂場所接受各種色情服務。違規者由個人支付娛樂費用，并根據情節輕重，給予組織處理和紀律處分。接受色情服務的，從重從嚴處理。(《湖北日報》6月2日)

　　上述“四不準一嚴禁”，在其它黨紀、政紀中恐怕早有規定，因此并無新意。發出這個通知，更多還是鄧玉嬌案發生后，有關部門的一種應激態度。這樣的態度令人鼓舞，這樣的強調也很必要，但要真正落到實處，我以為還有很多“禁娛”之外的工作要做。

　　比較而言，嚴禁出入營業性娛樂場所接受各種色情服務，沒有什么“邊緣性”的空子可鉆，只要證據確鑿，違紀者無話可講，執紀者不僅可以旗幟鮮明地處理，更可通過與司法機關的同步處理。但是此類違規如何確保被更多地“發現”，卻需要通過加大有獎舉報的力度來實現。否則，“一經發現”也就會成為毫無意義的套話。

　　至于“四不準”，落實起來就有些難度了。前幾年，江蘇省政協委員王雨時向省政協九屆五次會議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反腐倡廉應加強監管公務員中的高爾夫球運動會員。但是，當年某省黨委書記還在親自動員一批廳級以上官員，參加組建本省的高爾夫球隊，以應對高層交往活動的需要。很顯然，前者是從反腐敗角度提出的建議，而后者是從有利于高層交往、更方便工作的角度提出的。前者要否定，后者要鼓勵，昭示了其中更深、更復雜的社會原因。

　　更深的、更復雜的社會原因是什么？由于當前招商引資之類的經濟行為，政府還是第一主體，不少因此而產生的交際應酬，還要由官員出面；此外，上下級之間的交流，還有著太多的感情因素需要各種各樣介質來“潤滑”，而交際應酬又不能不顧及“時尚因素”。由此帶來的問題必然是，公務員的娛樂行為，到底是在“為公”還是“為私”，往往攪在一起分不清楚。上述“四不準”規定，事實上并沒有完全“禁娛”，而只是強調了“營業性娛樂”和“公款”，但是以官場權力游戲之能量，再加上現實中情況復雜，解釋空間巨大，很難保證上述規定不被邊緣化。(馬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