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力保護被隔離者的權利，至少包括如下方面：一是安全，需要從醫療上、心理上進行及時的跟進和疏導；二是保護他們的隱私，不能披露與疫情傳播無關的私人情況；三是平等而不是歧視，他們應該獲得社會的尊重，他們的各種工作待遇和勞動保障理應受到平等保障。

　　濟南確診中國內地第二例甲型H1N1病例。與成都病例不一樣，濟南病例有更多的“未明接觸”。昨日，衛生部有關人士向記者解釋，因為患者在航班上并未發病，所以將密切接觸者鎖定在了患者前三排與后三排乘客上；而患者在火車上已經發熱，所以要搜尋整個車廂的乘客。

　　“密切接觸者”范圍的區別對待，說明疫情防控部門依據不同情況，在尋找和實行不同的隔離措施。在民眾權利與疫病控制之間，如何尋找一個相對清晰的界限達至一種基本平衡，這樣做無疑是正確的。

　　疫病是典型的全球問題。全球化時代，國門成為疫病的“防火墻”已越來越不易。現在，中國的兩個輸入型病例雖尚未引發流行趨勢，但人們安全感的變化不可避免，相關防疫措施的再度加強也勢所必至，公共場所視疫情變化而定，與染疫者接觸過的人被隔離觀察則是基本措施。

　　疫病也可能沖擊許多觀念，例如它可能形成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之間的某種緊張關系。毫無疑問，近代以來的世界，發展了以個人為基礎的權利觀念，每個人都擁有獨立而且全面的權利，許多權利被視為天賦而不可剝奪。而疫病的嚴重性，可能需要個人權利的暫時讓渡，例如隔離觀察，這是一種控制疫情的基本措施，意在消除疫情蔓延的危險。

　　疫病隔離既是一種醫學措施，也是一種社會措施、法律措施。從醫學上講，對一種危險的疫情，隔離是控制疫情的當然之選。從社會角度看，隔離是基于社會和多數人的權利。從疫病隔離的強制性來說，被隔離者處于服從狀態，自由行動暫時地受到一定限制。

　　作為醫學措施的隔離與作為社會措施的隔離并不一樣，例如，作為醫學措施，隔離是無條件的，但作為社會措施，隔離的形成依賴于被隔離者處于少數，如果多數人染疫，那么隔離無法實現，未染疫者只能自我遠避，所以隔離可以說是多數人對于少數人所采取的一種社會措施。在法律上更是這樣，隔離無法在一個多數人染疫的狀態下執行。但是，多數人染疫，社會后果簡直不可想象，人類理性不允許坐視這種局面出現。

　　疫情的出現，必然使社會產生嚴格并且堅決執行隔離措施的愿望。但同時，這并不意味著被隔離者的權利是可以忽視的。隔離針對的并不是一種具體的損害，而是損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被隔離者可能帶有病毒。社會因為技術上的欠缺，沒有能力為某人立即驗明染疫狀態，隔離施于被隔離者，本質上是少數人為多數人的安全付出的代價。

　　盡力保護被隔離者的權利，至少包括如下方面：一是安全，無論是集中隔離，還是單獨隔離，都會帶來被隔離者心理上的不安。這種不安，來自其原來社會環境的失去，進而他們擔心會不會染疫，這需要從醫療上、心理上進行及時的跟進和疏導；二是民眾和媒體還要注意保護他們的隱私，不能披露與疫情傳播無關的私人情況；三是平等而不是歧視，為了公共利益，被隔離者不得不忍受隔離的孤獨痛苦，他們應該獲得社會的尊重，他們的各種工作待遇和勞動保障理所當然應受到平等保障。

　　思考疫病控制與個人權利之間存在的沖突，使人感到疫病話題的沉重。疫病威脅人類，不只是生命和健康，還有人類關于世界、秩序、個人、社會、價值等問題的答案。控制疫病的措施，需要在進退尺度上、行動力度上注意分寸。

　　□劉洪波(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