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吉林省發布人事任免文件，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書長的職務，該省仍有10名副秘書長在職。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負責人說，自今年1月12日中組部、中編辦下發《關于規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書長配備問題的通知》后，吉林省政府是全國第一個開始“減副”的省份。(4月23日《濟南時報》)

　　這樣的新聞很讓人心動，也足以讓人們對其他地方政府的減副行動抱有期待。因為副職的減少，不僅意味著瘦身之后的政府將更有效率，而且意味著在公共稅收供養的財政系統里，又少了許多“吃公糧”的主兒，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減輕公民的納稅負擔。

　　然而，經驗理性告訴我，政府系統的減員歷來不同于企業裁員，那些被裁減的副職果真就脫離納稅人供養了嗎？新聞事實驗證了這種疑問。據記者查實，被免去吉林省政府副秘書長職務的6人，目前還擔任著其他政府部門的職務。也就是說，這些人并沒有因為減副而失去公職，整個政府系統的肥胖程度并未發生變化，所謂的減肥運動只不過是將“腰部的贅肉”挪到了“大腿”上。既然如此，這種“減副”的實際效果是不是就會大打折扣了呢？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市場經濟的建立過程中，雖經數次精減，但如今一些政府機關仍然與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不相符合，與建設高效、廉潔的法治政府目標相去甚遠。去年年底，網上不斷曝出的遼寧鐵嶺、河南新鄉、湖南平江等地副職超編現象，只是一些地方政府機構臃腫的“冰山一角”，一些基層單位的超編超員現象可能更為觸目心驚。在這種背景下，筆者認為，副職超編扎堆現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細致的法律控制，在于行政組織法的缺失。所以，從立法上確立起現代政府的確切編制，并通過嚴格的執法監督約束政府的膨脹，不僅應是未來法治政府的目標之一，同時也是公民權利生成政府公權的邏輯歸宿。

　　但是，這種法律規制說起來簡單，可真正做起來卻很難。首先，社會轉型期內的政府部門隨時處在職能變化之中，如何準確判定每一個政府機構的編制數量，并為社會改革預留一定的靈活度？更重要的是，立法一旦完成設定，又如何將目前的肥胖型政府減為法理上的精干型政府？要知道，作為一項人事改革，政府精減對官員根本利益的觸動往往會演變為改革的巨大障礙，過于劇烈的方法手段甚至會危及現存體制的正常運行。

　　那么，是不是我們就因此而放棄原有的法治理想呢？其實不然。筆者以為，無論是立法上對行政組織法的完善，還是實踐中對政府減副的推行，都不妨在合乎正義的法治框架下，采取一種緩沖的解決思路。就前者而言，立法不能過于追求詳細與全面，在制定一部統領性的行政組織法基礎上，應將規范的著力點放在行政編制調整的程序關口上。雖然立法無法恰切地規定每個政府部門的編制數量，但卻可以通過程序來控制編制增加的隨意化傾向。其中，尤其需要發揮地方各級權力機關的職能，明確不同部門、不同級別的政府編制批準權限，通過常態化、制度化的人大監督來防止地方政府自行“增肥”。

　　就后者而言，政府精減不可能一下子將多余的“贅肉”一刀切掉，而應在法治權威的框架內，尋求一種可接受的緩沖路徑。例如，中組部、中編辦下發的通知就明確要求，地方政府已配備助理、副秘書長過多的，需在2年內予以消化，其中已達到退休年齡的應盡快辦理免職手續。當然，這種緩沖與消化，只能是確保改革穩妥的權宜路徑，而不能成為今后的常態格局。把一部分多余的公務員分流到一些缺編的單位，將一些現任領導及時地轉退，經過諸如此類的緩沖舉措，讓政府的體態逐漸過渡到法治常態，如此不失為一種改革的智慧，對確保政府體制的正常運轉將大有裨益。

　　實際上，政府精減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還原法治”的過程，在確立法治框架的前提下，運用緩沖手段較之大刀闊斧式的裁減更有助于達致目的。而一旦歸復到法治原貌，就應當力避傳統的行政化手段，一切均宜惟法是舉。(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