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公安交通管理工作會議上,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指出,要正確處理教育與處罰的關系,進一步加大教育、警告處罰的力度,減少罰款處罰的數量,真正把糾正違法行為,變成服務群眾、贏得群眾的具體實踐。副部長劉金國亦表示,堅決杜絕給交警下達罰款指標,對輕微違法行為,要以教育、警告為主。

　　在法律層面上,教育與罰本身是毫不矛盾的。處罰在一定意義上其實也是一種教育,可能還是一種更有效率的教育。現在公眾對于交警動輒罰款之所以怨言頗多,不是說不能使用罰款手段,也不是說罰款手段越少使用越好,而是說當罰款行為與執法者利益直接掛鉤,懲戒手段就已經異化為一種為自身利益服務的自利私刑,這當然有悖于法治的初衷。因此,簡單意義上談“減少罰款處罰的數量”,意義是相當有限的,它既無法對執法者的權力形成更有效約束,更無法對公民權利形成更好的保護。

　　權力未能受到有效約束,罰款當然容易淪為自肥。作為執法者的交警,無論罰款還是警告,無論扣分還是扣照,僅僅都只是一種依法論過的手段;交警是不應該直接沾錢的,而交警所在單位更不應該從罰沒執法行為中得到返利。現實中,所謂“彌補經費不足”通常是將罰沒收入返還執法單位的理由。這樣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經費不足應該向財政申請彌補,怎能自己罰款自己享用?“罰款經濟”正是那種傳統的“不給經費就給政策”思維下的產物。

　　杜絕罰款指標最多算治本,杜絕“罰款經濟”才是根本,約束權力才是關鍵。在制度設計上,應將罰沒收入與執法單位完全分離開來,不允許將罰沒收入依比例返還執法單位,更不允許將罰款數量直接與交警收入掛鉤,改革對執法單位和交警的績效考核評價機制。有網友發表評論說,“公安部要想解決此問題,我認為很簡單,全部罰款只存中央財政的一個賬號,交罰款免手續費,并且不給地方返撥款。”這方法確實簡單,我看行。(書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