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希望，這些“享有更多便利”的記者的采訪監督成為一種新的試驗，為將來所有媒體記者的便利采訪積累經驗。

　　云南省高級法院日前聘請14名記者為特約新聞觀察員，向他們頒發了由許前飛院長簽發的“新聞監督護照”。今后，這些特約新聞觀察員在全省法院系統采訪時，將享有更多便利。比如，特約新聞觀察員到全省各級法院進行正常工作采訪，被采訪法院應當給予支持、協調、配合，不得阻撓、干預合法采訪。(4月14日《人民日報》)

　　此前，同在云南，省委宣傳部伍皓副部長組織網民調查委員會，直接推動了“躲貓貓”事件內幕的公開和司法的介入。從這兩個舉動，筆者對輿論監督的進展抱有一種新的期待，并且,這種期待建基于越來越多受過現代教育的官員主動促進制度變革。

　　有人說，這是那些官員在“作秀”，筆者一般不這么看，而寧愿參照英國功利主義社會倫理觀，即通常不去揣度行動者的初衷，而重點觀察行動的結果，或者由結果倒推行動者的動機。“躲貓貓”事件發展到現在，恐怕不再有許多人批評伍皓先生作秀了；倒推上去，筆者仿佛看到了一個受過現代新聞事業熏陶的媒體管理者利用其職權聰明而得當地引導著輿論和事態，而他的舉動與傳統的媒體管理方式不同，也打破了官場中不同系統“井水不犯河水”的潛規則。對于此番云南高院的“新政”，我同樣也持樂見其成和持續觀察的態度。

　　筆者同時感到，在制度創新方面，除了宏觀層面，微觀和中觀層面也大有可為。以行政和司法空間為例，全國性(中央級)的政策制訂和立法行動如果時機不成熟暫時難以實施，在省級以下地方試水，不失為一個可行的選擇。從改革路徑來看，通常是觀念變革在前，行政舉措推出和行政制度建設在后，最終凝結為法制和法治的果實。回想一下，政府信息公開從各地行政試水到制訂全國性法規，就是這樣一個路徑。

　　筆者在此指的是為輿論監督提供法制保障。如果有人認為全國性立法為時尚早，那么筆者強烈建議由云南省人大在全國率先制訂一部關于媒體輿論監督的地方專門法律。如果說人們擔心云南的媒體“新政”仍然屬于人治，因而難以擺脫個案、例外、欠缺穩定性的窠臼，那是筆者完全贊同的。當年的山西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鐵腕推進針對當地官員的輿論監督，獲得了全國性的關注。可是隨著他的調任，長治的輿論監督風暴戛然而止。一筆寶貴的社會“善治”資源隨之流失，殊為可惜。試想：如果有一種制度能保障山西的地方媒體持續開展哪怕是比較溫和的輿論監督，“黑磚窯”、礦難和垮壩瞞報等駭人聽聞的事件就會大量減少。

　　法制除了公開和穩定的優點之外，還能解決公權力推卸責任和權利者地位不平等的問題。以此次云南高院“新政”為例，14人獲發“新聞監督護照”，千萬不要把他們變成“特權記者”，導致其他媒體記者對法院的新聞監督變得困難重重，這至少會削弱人們對該“新政”效力的信心。我更希望，這些“享有更多便利”的記者的采訪監督成為一種新的試驗，為將來所有媒體記者的便利采訪積累經驗。在積累了諸多制度建設的經驗之后，就可以考慮大膽向前推進一步了。(展江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