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共和國》是一本介紹美國治理工業事故歷程的書，美國的經驗被濃縮于這樣一句話：防止鐵路事故的最好辦法就是將公司董事捆綁在每輛火車的車頭處。那么中國治理礦難呢？最好的辦法也許應該是讓煤老板們全天候地住在井下。

　　三年時間，山西換了四任省長，臨汾市也換了四任市長。一方面固然顯示出問責制度的頗見成效，另一方面則更有“晉官難當”的無奈。 這個尷尬格局，究竟是嚴格問責制度之禍，還是從另一個角度凸顯了礦難事故近乎無解之困局？

　　趨利避害原為人之本性，官員亦不例外。一些網友挖苦“無人愿任臨汾市委書記”是因為想撈油水又怕擔責，還有人指責官員有利益就搶、有困難就躲，我倒是有點想為官員們喊冤。站在常人角度來理解，既然選擇了從政，誰人不想有個好的前程？更何況，臨汾前任官員多因突發礦難事故而去職，基本可以算是“一票否決”，誰敢保證自己去了臨汾，就能不讓“遍地是煤窯”的臨汾出事故？有網友推薦讓仇和去干，可即便慣有“鐵腕治理”之名的仇和去了那里，恐怕也很難斗過說來就來的礦難吧？

　　毋庸諱言，走馬燈式的換地方官員，無論對于治理礦難，還是對于當地發展，都無任何益處。甚至于到后來，那些因礦難事故而去職的官員，可能都不會存有問責制度之下的失職愧疚感，相反他們可能會感覺很泰然，因為誰來了差不多也都是這個結局——引咎辭職也好，問責免職也罷，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純程序性的東西，不再含有任何褒貶懲戒之意。這倒讓我們一直贊譽的問責制度有些尷尬了：出了事故不問責當然不行，可問責吧，除了換個新官上任以外，似乎根本達不到問責效果，因為礦難事故仍然無有盡期。

　　單純對政府官員問責免職顯然不是治理礦難的有效辦法，對于治理礦難事故來說，僅靠一地官員之“奮發有為”、“勵精圖治”恐怕根本不夠。即使給臨汾“空降”了一位有魄力的地方官，要為近乎無解之礦難求解，無論在權力空間和背景資源上都遠遠不夠；更何況，決定他能否把官帽戴穩的因素之中，運氣比魄力可能更重要�！盁o人愿任臨汾市委書記”讓我們真實看到一條腿走路的問責制度的無力和尷尬，并呼喚我們及早去尋求另一條更高層次的法制之腿。

　　《事故共和國》是一本介紹美國治理工業事故歷程的書，美國的經驗被濃縮于這樣一句話：防止鐵路事故的最好辦法就是將公司董事捆綁在每輛火車的車頭處。那么中國治理礦難呢？最好的辦法也許應該是讓煤老板們全天候地住在井下。要將他們從奢華的生活和暴利的財富中驅逐出去，讓他們所有的利益都集中在井下，讓他們真正成為預防事故的第一關注者，主動以嚴格的專業管理和極高的安全設施投入來捍衛自身的利益。當前我們最需要的，應該是從事故立法的高度真正建立起現代工業事故的懲處和賠償體制，讓有能力預防事故的眾多“煤老板”們真正承擔起事故的成本，不僅是民事的，更是刑事的。(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