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貓貓調查”無疑是20日最值得關注的新聞之一。這一天，包括公檢法人員、媒體記者和網民代表的“躲貓貓調查組”正式出發前往云南晉寧縣公安局。

　　無論調查組最終會得出怎樣的結論，僅就這一個案而言，都已是最好的結果了，云南官方無疑開了一個非常好的頭，與之相對，所謂“封鎖輿論”或者“引導輿論”的拙劣，早已盡顯無遺。

　　“躲貓貓調查”背后的善治智慧，本質上就是以謙卑敬畏的姿態和公開透明的途徑，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以實際行動坦誠回應公共輿論的質疑。這一做法在理論上其實了無新意，也經常性地掛在一些政府官員嘴巴之上，之所以遲遲不見落實到行動上來，恰是因為一些權力的過于傲慢自負或者權力的不自信。

　　一些權力的傲慢自負早已盡人皆知，自不必多言；在云南官方首開先河之后，“看得見的好處”也許會適度改變一些權力的傲慢，可能會有一些權力愿意放下架子來，效仿被事實證明有效的“躲貓貓調查”模式。最值得關注的倒是后者，即權力的不自信。一些人雖然嘴上說“歡迎輿論監督”，事實上卻非常不情愿被監督。

　　“躲貓貓調查”好就好在其形式，但我并不認為這是因為云南官方特別有勇氣，而可能恰恰是建立在官方事先已確信自己清白的基礎之上。如果說“躲貓貓調查”是“形式大于內容”，那等于是指責其在作秀，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我想要強調的是，“躲貓貓調查”其實是“形式大于勇氣”的。故此，邀請網民參與輿論事件調查，作為一種官方主動行為，是不可能真正“成為常態”的。(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