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布爾喬亞到白領：歐美的中產景觀

　　當然，中產階層最初的出現不會和財產無關。

　　還記得法國大革命前的“第三等級”嗎？這應該就是最早的中產階級的雛形。在1789年前的法國，除了教士、貴族以外，所謂“第三等級”，用托克維爾的話說，包括了“最有錢的商人、最富足的銀行家、最干練的工業家、作家、學者同小農場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種土地的農民”。所以，真正屬于中產階級的是第三等級中那部分可以稱之為布爾喬亞(bourgeoisie)的人，他們中的多數人因從事工商業和金融投資而擁有財富，但與教士和貴族相比，卻既沒有政治權力也沒有社會地位。

　　其實，在18世紀之前，布爾喬亞不過就是“市民”的意思。此后，資本主義興起，布爾喬亞又有了兩種新的含義：在工人眼里是老板；在宮廷及其他上流社會人士眼里是缺乏教養的人(說來可笑，我們常常將“布爾喬亞”視為一種教養，在毛澤東時代還可能因這種“教養”接受思想改造)，它實際上表明了主流社會對向上攀爬的資產階級的嘲弄態度。

　　為了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力和地位，第三等級成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主力軍，這是我們都熟悉的歷史。我們不太熟悉的歷史還包括，布爾喬亞們也通過另一條道路，通過自己的財富、通過消費的彰顯，獲得社會地位和聲望的提升。他們置地、買房，學著貴族將色彩艷麗的墻紙和織物覆蓋在墻上，掛鏡、時鐘、油畫、塑像當然還有時裝，都開始從貴族流向布爾喬亞家庭，他們一擲千金的氣勢開始令沒落貴族自愧不如。

　　中產階層的標準從單純的經濟收入向包括職業在內的多重因素的轉向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因為戰后資本主義的發展，尤其因為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我們前述的包括小農場主、小企業主和小商業主在內的所謂老式中產階層人數越來越少，而大批與技術和服務有關的職業如經理階層、專業技術人員以及從事社會管理的人員越來越多，這些米爾斯所說的“白領”階層構成了20世紀中產階級的主要景觀。

　　其實，不僅這些新中產階層失去了土地或商鋪這些生產資料的財產，而且由于美國為人們實現商業夢想留下了太大的余地，加之大眾傳播媒介的政治消解作用，新中產階層們也遠遠沒有法國第三等級當年的政治熱情與氣概。他們安于現狀、獨善其身，以致激進的左派社會學家米爾斯會借用希臘人的話反諷說：“白癡就是獨善其身者。”但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看，這大批持政治后衛態度的中產階層，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馬其諾防線”。

　　中國中產階層的前世今生

　　中國的歷史要沉重得多。千百年來我們這個國家就是一個充斥著小農的國度，自然條件的惡化和統治階層的橫征暴斂，使得大多數人連溫飽都難以企及，更何況中產。

　　近代以來，首先在上海，后來在北京、南京、廣州等沿海地區，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入和中國現代化的展開，這些城市和地區出現了第一批中產階級，并且在1930年代即民國政府的黃金歲月達到頂峰。這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榮毅仁以及給他們打工的經理階層，在洋行里工作的小“買辦”或第一代外企“白領”，大學教授、律師、藝術家以及像魯迅、張愛玲那樣的作家。當然，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也出現了第一批現代公職人員。不過，這些人數量非但不多，而且因為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而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機之中。

　　1949年的革命給中國帶來了新的希望，但對中產階級卻是一場滅頂之災。因為革命信奉“均貧富”的信念，以及革命之后實行的消滅私有財產的公有制，中產階層雖然沒有像地主階級那樣遭受包括肉體消滅那樣的“待遇”，但無論是民族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在將自己常常并不算多的生產資料交給國家之后，也一直在接受革命帶來的精神上的“洗禮”——包括承認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種剝削或一種罪惡，用當時流行的語言叫“不勞而獲”。

　　在那之后的近30年中，中國的工業化尤其是以軍事工業為核心的重工業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毛澤東立志消滅階級差異的決心，以及勒緊腰帶建設的方針，卻無法造就一個和工業化相稱的中產階級。在1976年毛去世時，中國人基本沒有自己的私有財產，全國職工平均月工資不過50元人民幣，而農民的收入還不及這三分之一。

　　變化就出現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之后。誰都記得，鄧公的“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政策造就了改革開放后第一批中產階層。1985年，我還在天津南開大學讀研究生。記得有一個系里的會計去勸業場購物中了萬元大獎，聽到喜訊暈倒在商場大廳里。消息傳來，談論的人都說，我要是有一萬元就干脆不工作了。

　　我們的中產經歷，就是從當“萬元戶”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