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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限制警察，慎用暴力，限制他們職業性的不信任他人從而造成對于他人的侵犯，這是首先需要嚴謹考慮的。這也不能僅僅通過教育，而需要有一些看得見的手段、機構，來避免警察使用不正當的暴力

　　文/崔衛平

　　先生不事夸張、慢條斯理說出來的故事，經常嚇我一大跳。這幾天他說到，自己年輕時候也遭遇過警察的毆打。

　　當時他十五六歲，迷上了武俠小說，但其父甚嚴，絕對不會允許兒子讀這種東西。于是他只好偷偷跑到公園里躲起來讀。香港的公園里有亭子、有燈，他在那里流連忘返，樂不思蜀。

　　一天晚上八九點鐘，當他迷迷糊糊地走在街邊，滿腦子古龍的“孤城”“吹雪”“余恨”“別離”，不幸發生了——迎面過來幾個警察盤問他，并從他身上搜出了一把水果刀。問這是干什么的？答曰：削水果啊。警察不信，幾個人上來將他帶到警署，飽受了一頓老拳。結果是爸爸媽媽來了將他領回去。

　　談論不是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放松了來看，即暫時撇開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等角度。

　　不難體會，任何一個畢生從未有過害人念頭的人，遇到這種盤查，都會十分惱火。他或許也會理直氣壯地問一句：街上那么多人，為什么單單要盤問我？再問一句：為什么不相信我所說的水果刀的用處？你們憑什么要懷疑我？

　　悲劇正是從不信任開始的。這種不信任，與其說來自國家制度，不如說來自警察本身的工作性質，并由這項工作造成的“警察的人性”。

　　當警察站在街角，與我們常人不一樣的是，他就是在“找茬”，在力圖找出某個可能的、潛藏的嫌疑犯。他們長期以來就是接受的這種訓練，如果能夠將自己的眼睛訓練得如鷹似犬，那是他們的職業自豪與成就。

　　這一點是我們常人難以體會的，他們的思路與我們不一樣，那是因為他們的身份、位置與角色與我們不一樣。在街上我們是懷著完全放松的心情，而他們正處于警覺之中。一個十分放松的人遇上了一個高度警覺的人，一個以為滿眼都是朋友的人，遇上了一個認為四下都是敵人的人，那是驢頭不對馬嘴，不能指望有一點共同語言。

　　警察當然有他所屬的公務，人們也希望他們能夠真正稱職，擔負起保衛人民和平生活的光榮職責。如果不是出于和平生活的渴望，那么是不需要有這種穿制服的人在身邊晃來晃去的。在建立及維護和平生活這個根本目標上，警察的意圖與人民應該是一致的，所以人民必須容忍警察。事實上，也是人民(納稅人)自己出錢養著警察，指望他們保護自己。

　　人民不能容忍的是，原來的保護者成了侵犯者，甚至成了他們和平生活的威脅和挑戰者。當警察沒有任何證據將人暴打一頓，這就超出了他們自身的權限，不屬于警察的職守。如果是“因為”某位被調查的行人他“態度不好”“拒不配合”，就特別對其大展拳腳，那便是個人泄憤，這本身構成了違法行為。

　　這種情況非常有可能發生，近年來人們也見得比較多。站在那里的警察他仍然是一個普通人，不可能他身上套一身制服，往路邊上一站，就從人性及其弱點、黑暗中逃脫了，成為至高無上的，無懈可擊的。

　　那么怎么辦？需要對警察本身作出約束，而且是更加嚴厲的約束。因為警察本身屬于國家機器，他手中的電棒、警棍表明，他正在掌握著權力，他這一棒子打下來，其分量，比兩個街上行人之間打架要重得不可比擬。由警察引起的沖突，比起民眾本身的沖突，嚴重性也不可比擬。

　　因此，如何限制警察，慎用暴力，限制他們職業性的不信任他人從而造成對于他人的侵犯，這是首先需要嚴謹考慮的。這也不能僅僅通過教育，而需要有一些看得見的手段、機構，來避免警察使用不正當的暴力。

　　年輕人在街頭遭遇警察暴力的事情，在香港近些年來少了許多，那是因為后來香港有了面向社會的警察執法監督機制，如果人們遇上了使用不當暴力的不良警察，馬上可以舉報，經過調查情況屬實，就會撤掉這個警察的職務。

　　這樣，當警察面臨人群緊張地搜尋獵物的同時，也有一雙眼睛在不遠處盯著他本人，也讓他受到處于約束和管制之下，讓他同樣有所懼有所忌有所不為。如果我們能夠從已經發生的事情中得到一些教訓，那么所付出的代價也就不會白白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