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時，被鎮政府抓回送進精神病院20余日，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后被放出。記者調查發現，在新泰，因上訪而被送進精神病院者不是個別。家屬反映，政府不經家屬同意甚至未通知家人，便送上訪者入院，而當事者堅稱自己沒病。

　　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在與有關方面博弈時，他們的力量和話語權一開始就處于劣勢。公權力的介入，則使得博弈雙方的力量失衡更為加劇，弱勢的一方更為弱勢，既有的權利也遭到遮蔽和肢解。孫法武掙扎多年的結果是兒子被砍，自己被送進精神病院，即是慘痛例證。政府扮演的角色本應該是弱勢群體的“保護者”，現實中卻駛向了相反的方向。我們看到，一些基層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或個人利益，借助公權力間接或直接掠奪國家資源，卻由群眾承擔因此帶來的拆遷成本、失地成本、環境成本等。等到矛盾激化時，再運用公權力強制處置，由此又要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和政府信用成本。當群眾以非常手段抗爭演變成群體性事件的時候，又讓中央來埋單，這樣就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希望地方執政者敬畏法律，上訪者成為“精神病”的事情不再發生。(劉永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