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遣送制度于2003年被廢除時，學者許志永情難自禁，在日記本上大大地寫下：我愛你，中國！

　　若干年后，《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的報道者陳峰已是一家網站的副總編，他借用好萊塢電影片名說，“幸福終會來敲門”。

　　孫志剛無話可說。他將永遠被感謝——從此以后，那些來到城市的萬千打工者，心底少有忐忑，沒有人再會被強制收容。

　　生活無著者

　　熱播劇《武林外傳》中一句“人證物證暫住證”的戲謔，無意間刷新許多人的記憶，他們心頭一悸后，轉而不免感慨。“暫住證”三個字，似乎正漸漸淡出人們當下的生活，但背后的滄桑并未隨風散去。

　　河南來京務工的楊深遠很少看電視，那三個字給他帶來的沖擊，仍是在6年之前。

　　那是2002年，39歲的他在西直門長途汽車站蹬貨運板車。一群“板爺”聚集在汽車站門口附近的角落里，有時還打打撲克，有長途汽車開進來他們就趕緊迎上去，希望有客人需要拉行李。

　　4月份的一個上午，楊深遠斜坐在板車上等生意。旁邊的小商販突然驚慌起來，拼命往四處散去，楊深遠還沒來得及下車，就被沖過來的警察和保安揪住了。

　　碰上收容遣送的了。慌亂中，他趕緊掏出隨身攜帶的暫住證，但“警察看也不看一眼”。一個保安拽著他的皮帶，把他塞進了警車。

　　對于這樣的遭遇，楊深遠看似倒也想得開：“都那樣，碰著了該倒霉。我們都習慣了，你隨便問問，這些人有幾個沒被收容過？”

　　2002年一年，他被收容了兩次。

　　執法者的依據，是一紙《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

　　長期關注這一政策的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教授唐鈞說，從該《辦法》開始實施，原本被賦予的救濟性，就不再是收容的惟一目的。

　　實際上，收容遣送在形式上可以追溯到更早時候。1958年城鄉戶籍管理條例出臺后，逢三年自然災害，大量災民擁入城市，收容救濟災民成為一項主要任務。電影《焦裕祿》中有一場戲，就是幾萬人要開證明外出乞討，縣委書記焦裕祿揮淚送別。

　　三年后，大中城市開始設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門為主負責將那些沒有開介紹信的外來者收容并遣送回原籍。這是收容遣送制度的正式開始，當時它的目的非常明確——制止人口自由流動，維護戶籍制度。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農村實行“聯產承包”重大改革，計劃經濟在農村基本宣布破產，越來越多的農民流向城市淘金。但在城市，計劃經濟的管理思路原封未動，對于大量的流動人口和可能增加的社會治安問題，城市管理者們想到的一個招數就是把他們趕回農村去。

　　這種情況下，1982年出臺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將乞討者和“其他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人”列為收容遣送對象。該《辦法》同時也強調了收容的目的在于“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被收容者“必須服從收容、遣送”。

　　這一新政看似將目標定位于流浪乞討人員，并帶有一定的救濟色彩，但在唐鈞看來，“它是個無效政策”。當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已隨改革名存實亡，因此，對被遣送者的安置幾無可能。

　　一個事例是，唐鈞在上海民政系統的一位朋友當時奉命遣送一批人到大連。任務完成后，他在大連滯留一天然后乘船返滬時，卻驚奇地發現，被遣送的那些人已經先期重返上海。

　　相關部門“翅膀變硬”，是在1991年。那一年，《關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發布后，收容對象被擴大到“三無人員”(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無穩定收入)，即無身份證、暫住證和務工證的流動人員。

　　自此，暫住證成了一個資格符號，有了予奪的大權。

　　“篩沙子”的故事

　　楊深遠心疼他的板車，那是花了260元錢買的，剛蹬了幾個月。但在他被收容后，板車不知所終。

　　楊深遠和其他幾個人一起被帶至派出所的一個地下室時，已經有十幾個人在那里了。聯防隊員對新來的人挨個搜身，把手機和呼機的電池卸掉，防止他們與外界聯系。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內，沒人搭理他們，門上了鎖。有人實在憋不住，小便就在屋子里解決了。

　　之后，他們再次被塞進警車，一路拉到位于昌平的收容所。在一個叫“鑒別室”的房間里，楊深遠隨身帶的錢、呼機等物件被翻走“代為保管”。晚上，饑腸轆轆的他吃到了第一頓飯：兩個窩頭和一碗菜湯。

　　次日，楊深遠被“發配”到一個建筑工地，在那里篩沙子，從早篩到晚。

　　楊深遠篩著沙子，也愁苦地打發時日。篩到一個星期后，有人過來發還給他此前被搜走的幾十元錢和呼機，但沒有發還暫住證。當天，楊深遠回到西直門外租住的平房。

　　第二次被收容，是在同一年的9月底。楊深遠送完貨蹬著板車路過動物園南門口附近時，又被盤查，然后塞進警車。這次，他連辯解的余地都沒有——4月份暫住證被收走后他還沒有補辦新的。他不得不再次承認自己“倒霉”，“長著一張外地人的臉，一看就知道不是城里人”。

　　楊深遠1987年來到了北京，先是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后來賣菜，再后來蹬板車，十幾年了，用他自己的話說，“什么都干過”。妻子在河南老家干農活，照顧兩個孩子。

　　大多數時候，楊深遠是有暫住證的。那是一個綠色的小本子，上面有他的照片、姓名、戶口所在地、在北京的住址、身份證號碼。辦一個暫住證花29元，其中的24元是城市衛生費。

　　收容的程序都差不多，他這一次的目的地仍是昌平收容所。

　　在收容所里，楊深遠以為又要干活兒，但這次沒有。接下來的幾天里，他都在呆著，間或有一搭沒一搭地和人搭訕。

　　大約第6天早上，河南的警察和收容管理人員出現。楊深遠和其余100多人分別被送上三輛大巴，一直開到西客站。他們湊齊了同一方向的一列火車車廂，要被遣送回河南。

　　終點是鄭州收容所。在收容所，每人交納300元錢，就可以走人。楊深遠打電話給妻子，讓她來“贖人”。夫妻倆和收容所講價，交了250元后，離去。

　　家里呆不住，半月后，楊深遠還是選擇回到了北京。交錢辦暫住證，重新買板車，汽車站門口拉客。

　　法學博士許志永曾持續地關注這一群體。在西直門長途汽車站，他和楊深遠長談，也傾聽眾多被收容者的悲傷往事。他認為，收容遣送制度的淪喪，根本在于該制度和相關部門的經濟效益掛起了鉤。《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規定》就規定，“被收容人員的伙食、醫療費用和遣送路費，由本人或者監護人支付”。

　　“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些費用沒有嚴格的標準，收容遣送機關張口開價。”許志永說，在廣東等省市，情況甚至更為不堪。

　　有一段時間，許志永想親身體驗一下被收容的經歷。他向楊深遠“討教”，“如何才可能被抓起來”。楊半開玩笑地建議，蹬上他的板車招搖過市。

　　但未及做這樣的試驗，孫志剛事件發生了。

　　新舊更迭

　　孫志剛之死，經《南方都市報》率先披露，輿情洶涌。報道該案的記者陳峰，現在是和訊網的副總編。

　　“收容是個黑箱，里面到底發生了什么，它的存在究竟對社會有何作用，沒有人調查過這些。許多東西，即使現在也無從知曉。”盡管不再做一線記者，但對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他還是心有不甘。

　　同樣是收容，陳峰后來看到的美國影片《當幸福來敲門》中的收容故事，讓他唏噓不已。片中，威爾·史密斯飾演的一名普通的醫療器械推銷員窮困潦倒，與5歲的兒子相依為命寄住收容所，靠領救濟度日，但這并沒有摧毀他的信念，憑借過人的智慧和不懈努力，推銷員最終迎來了幸福時刻……

　　但顯然，湖北大學生孫志剛未等到幸福來扣門。在廣州的收容所，他的生命之門悄然關閉。

　　2003年3月17日晚，孫志剛外出上網時，被治安人員帶走。在其后的3天中，他經歷了此前不曾去過的3個地方：廣州黃村街派出所、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和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3月20日，孫志剛死于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

　　他剛到廣州才20多天，應聘于廣州一家服裝公司。沒來得及辦理暫住證，當晚他出門時，也沒隨身攜帶身份證。

　　后來的尸檢結果表明，孫志剛是被毆打致死的。

　　孫志剛有工作單位，住在朋友家中，能正確報出自己的身份證號碼，但這些，在派出所和收容站，變成了“無正當生活來源”、“無正常居所”、“無合法證件”。他生前所缺的，僅僅只是一個暫住證。

　　“沒有任何一條法律法規規定過，沒有暫住證就要被收容。”陳峰采訪廣東省人大法工委時，也得到明確的答復：僅缺暫住證，是不能收容的。

　　陳峰曾暗訪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那里，幾十個人擠一個房間，地上一個挨一個凸起的一寸多高的水泥板是床，上面散落著破敗的棉絮。收容站外的墻上，永遠都密密麻麻貼著白紙黑字的尋人啟事。

　　孫志剛的死，無疑推動了體制內外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審視。越來越多的人加入行列，為收容遣送制度的廢止鼓與呼。

　　事發50多天后，許志永和另外兩位法學學者以公民的身份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關于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要求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違憲審查”這一法律語匯，因此為公眾廣泛知曉。

　　幾天后，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等5位學者再次聯名上書，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啟動特別調查程序。

　　上書者當時的想法是，“利用兩年的時間，各界合力逼退這一法律。”

　　但事情的發展遠遠出乎他們的意料。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令，廢止收容遣送制度，代而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

　　這一天，距離孫志剛無辜隕命，只有3個月。

　　新法強化了“救助”和“自愿”性質，并設專項財政預算，對救助工作予以經費保障。此后，各地的收容遣送站被“遣送”作古，適應新法的救助站次第掛牌，靜候來人。

　　存廢之間

　　孫志剛之前，收容遣送20年，不是沒有過爭議。

　　即使是在體制內，對于該制度的質疑也早已存在。1997、1998年，民政部曾邀請專家召開過兩次會議，研究該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出路。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懷德應邀到會。當時他和其他幾位與會專家就指出，一項本意是社會救助的制度演變成了治安管理制度，“收容已經失控，比較可怕”。

　　2000年前后，由收容引發的悲劇開始陸續見諸媒體報道。湖南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原黨支部書記郭先禮目睹其中怪現狀后拍案而起，向媒體實名披露收容站違規以收容之名行創收之實。從1996年到2002年間，該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錢的手段，從一萬多名農民身上非法獲利320萬元。

　　民政部官員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承認，在所有被收容者中，真正屬于救濟的對象不到15%，而其中的絕大部分，是拿不出“三證”的城市流動人員。

　　實際上，就政策層面而言，政府部門從未停止過對收容遣送制度可能存在的漏洞勉力縫補。因此出臺的有關配套政策，甚至具體到如何在生活細節上優待被收容者。

　　例如，財政部、民政部和公安部在1992年就曾經聯合發布文件，對收容遣送過程中涉及的經費問題予以規范，不得向被收容遣送者伸手要錢。

　　廣東省也曾有意出手斬斷收容遣送環節的利益鏈條。2002年2月，廣東出臺《廣東省收容遣送管理規定》。這部本有可能“救命”的法規明確指出，“收容遣送機構不得向被收容人員收取或者變相收取費用”。但次年，平面設計師孫志剛還是成了被收容者孫志剛。一紙政府法規，無力擔當一個27歲的年輕生命。

　　收容遣送20年，形似一條高開低走的股市K線圖，漸滑漸遠漸失信。

　　轉機出現在孫志剛事件之后。2003年6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學行政法教授姜明安等五位國內著名的法律專家，受邀走進位于西城區文津街的國務院法制辦公室，進行一場重要的論證會。會議的主題正是關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廢存，國務院法制辦幾位主要領導均到會。

　　“大家很快達成的第一個一致意見就是：這項政策不再是修改的問題，而應該立即廢止！”姜明安回憶說，大家都是臨危受命，所以那天的發言也都比較放得開，氣氛很活躍，對于學者提出的意見，國務院法制辦的領導們表現得非常重視，逐條做了記錄。

　　眾人達成的共識還有：立法的主導思想應該是救助，被救助者應出于自愿而非被強制，救助機構不得收費等等。但也有意見分歧。姜明安提出的“應允許民間機構參與社會救助”的立法建議，未被采納。

　　4天后，舊法被神速廢止，新政出臺。

　　姜明安將這一變革歸于三個原因：孫志剛事件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學者提出的違憲審查，在法律層面予以推動；同時，政府高層醞釀解決這一問題的決心已久。

　　知悉收容遣送制度被廢止，孫志剛的父親老淚橫流：“外出打工的孩子，以后不用再擔驚受怕了。”

　　湖北家鄉的一面黃土坡上，孫志剛長眠在那里。他的墓志銘說：

　　逝者已逝，眾惡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廟堂者與處江湖者，當以此為鑒，牢記生命之重，人權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無使天下善良百姓，徒為魚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