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9·8”特大尾礦庫潰壩事故發(fā)生后一周，山西省長孟學農(nóng)引咎辭職，副省長張建民被免職。隨后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被停職檢查，市長劉志杰、副市長周杰亦被免職。

　　在眾多“喊冤聲”與“叫好聲”交織中，山西某能源企業(yè)領(lǐng)導頗有感言：“發(fā)生這樣的重大事故，官員是難辭其咎的。”(10月27日人民網(wǎng))

　　諸多高官在礦難之后被罷官，到底冤枉不冤枉？筆者以為，一點也不“冤”。什么樣的官位必須有什么樣的責任，主政一方就要保護一方百姓平安，如此特別重大的礦難事故，276人條鮮活生命被埋葬，令276個家庭慘遭喪失親人之悲痛。和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相比，和百姓的家庭幸福相比，一頂“官帽”又算得了什么？

　　當然，為被罷免官員“喊冤”叫屈的人，或許是深為一些有作為、政績顯著也很得民心的官員惋惜。但我們靜下心來想一想，也沒有什么惋惜的。官員的選拔和任免機制，必須成為一種良性循環(huán)或淘汰機制，不讓沒有完全盡職盡責的官員“下崗”甚至受到法律的追究，就不可能讓那些尚在崗、在位的官員引起高度警惕。從這個意義上說，罷免或“淘汰”掉幾頂“官帽”，卻換來了一方百姓的更多平安，正是以官員“個人小利”換取到了國家和百姓大利。

　　官員職業(yè)本質(zhì)上應該是一種“高危”行業(yè)。如果當上了掌握人民權(quán)力的官，卻沒有緊迫感、危機意識，沒有“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敬畏心態(tài)，是當不好官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國時期的蜀國丞相諸葛亮，權(quán)不可謂不大、地位不可謂不高，但終其一生“唯謹慎”，從不敢越權(quán)或濫權(quán)，在劉備死后他向后主劉禪上書表達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決心，這種“謹慎”的做官心態(tài)恰恰也是當今官員應該學習和汲取之處。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隨著黨和政府大力推進黨員、政風和廉政建設，一些不良官場習氣和官員作風已從根本上得到改觀，越來越多的官員有了做官的危機和風險意識。山西臨汾某縣縣長在接受《中國經(jīng)濟周刊》采訪時說的話頗有代表性：“在山西為官已屬高危行業(yè)，搞不好就要鐺鋃入獄。我們現(xiàn)在是在雞蛋上跳舞，當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斯言不謬。官員確實應該是在“雞蛋上跳舞”，跳砸了、將雞蛋跳破了，說明你的“舞”跳的還不稱職，還不具備當好一名稱職官員的能力。

　　既然如此，讓這些官員“下崗”、離位甚至受到嚴厲追究問責，又有何冤可喊？(作者：畢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