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組部出臺禁令，嚴厲禁止買官賣官。無疑，這是好事，說明管理干部的中央部門，終于開始正視這個當前吏治腐敗的關鍵問題了。當年，晉武帝司馬炎問司隸校尉劉毅，他可比漢朝哪個皇帝。劉毅回答說，桓帝和靈帝(東漢末年兩個著名的昏君)。晉武帝很吃驚。劉毅接著說，桓帝和靈帝時，賣官鬻爵錢歸國庫，陛下賣官鬻爵錢入私門，這樣說來，陛下連桓靈都不如。現在中國的某些地方和部門，就是存在不僅買官賣官，而且錢入私門的情況。

　　如何遏制這種惡劣之風？下禁令固然重要，現在的中國，很多問題不是下了禁令就可以解決的。改革開放以來，各種禁令沒有少下，但往往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別說對領導干部沒有多少效力，就是對老百姓也效力不大。大街上，經常看見“嚴禁停車”的牌子下面停著車，“嚴禁隨地大小便”的牌子下面有一灘灘的尿漬。我們的文化慣性是，只要沒有人看著，就犯規，不犯白不犯，犯規，就等于得了便宜。所以更重要的，是設計跟禁令相配套的制度，讓人們遵則有利，違則吃虧。具體到買官賣官上面，就是設法讓這種買賣無法操作，風險變大，大到讓違規者無法承受的地步，這樣，自然就沒有多少人樂意以身試法了。

　　在現行的干部選任體制下，可以進行這樣的改革嗎？當然可以，而且，還有現成的例子可以借鑒。某些村民自治實行的比較好的地方，同時也實行了村黨支部或者總支書記的兩票制選舉，一個黨員票，一個群眾票，哪邊一票通不過，都可否決。既考慮到了黨的組織原則，又兼顧了群眾的意見，這樣選出來的書記，別的不說，至少長官意志被遏制了，當然，私下的交易也就無從談起。其實現在的干部選任制度，也有征詢群眾意見一說，每人一張表格，贊同反對，清清楚楚。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群眾意見往往不公開，多少人贊同，多少人反對，群眾不知道。因此，群眾意見征詢是征詢了，但每每被束之高閣，給暗箱操作提供了便利。如果群眾意見能夠在干部選任時占上一個合適的比例，通不過官就當不成，并將之用制度固定下來，官自然也就不好買了。

　　事實上，即使不考慮群眾意見，干部選任時有多點人參與決策，買官就增加了難度。有個老干部跟我講過，從前一個縣的干部選任，需要經過黨委會的討論，現在則常委會討論就行，甚至常委會也不討論，一把手說了算，想當官，買通一個人就行了。也許他的話絕對了一點，但現在一把手權力過大，尤其在干部選任上一個人說了算，也是造成買官成本降低，交易易做的重要原因。

　　當然，要想在根本上遏止買官賣官，還是得建立完善的考試任官制度。中國實行過1300多年的科舉，民國時，也推出過文官考任制度。孫中山先生還提出五權制政府，將考試權單列。我們現在也逐步在實行公務員考試制度，但這個制度應該全國統一，統一出題，統一考試，寧可錄取比例小點，但要嚴點，在保證道德水準的前提下，只要筆試合格，即可選任。如果非要面試，也得保證公開公正，接受公眾監督，媒體監督，不給幕后交易留余地。嚴格來講，考試選官，的確不如推薦和面試更能保障被選者的綜合素質，但是，這樣做的前提，是有一個道德良好的大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環境，推薦就不如考試。中國的選官制度，之所以從兩漢的察舉變成后來考試取官的科舉制度，道理就在這里。(張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