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新塔礦業公司“9·8”特別重大潰壩事故善后還未結束，在距出事地點不遠的張再村上游，又發現一座存在重大隱患的病險尾礦庫。《半月談》報道，這座尾礦庫容量約為20多萬立方米，在大約2000米左右的范圍內，還有張再村的許多農家住戶，而尾礦庫根本沒有經過專業的設計和施工，“存在著極大的安全隱患”。

　　自襄汾“9·8”特別重大潰壩事故之后，尾礦壩事故已非偶然；而任何一起可能的尾礦壩事故，其波及面積之廣、傷害人數之多，都不亞于甚至數十倍于一場小規模的自然災害。更重要的是，從目前來看，我們還不清楚，在全國范圍內到底還有多少病險尾礦庫，又在什么時候會突然奔流而下，毀滅我們的家園和生活。

　　襄汾潰壩事故的處理不可謂不堅決，處置等級也不可謂不高。但事后的追懲制度，仍然難以挽回267個無辜的生命。重要的在于，能否防止下一場人為悲劇的發生。在襄汾潰壩事故之后，面對設計不合理，未經專業施工，甚至安全管理疏漏的那些尾礦庫，各級安監部門查一查全國有多少病險尾礦壩等待清除，顯得刻不容緩。

　　但要徹查全國尾礦壩的安全問題，卻并不是容易事。目前對安全生產的主要監管辦法，主要依靠地方的行政監管自覺。從目前發生的一系列安全生產事故中看，有不少涉及地方少數官員的腐敗。10月7日，國家安監總局在通報9起特別重大事故的調查結果時，就稱山西省襄汾“9·8”特別重大潰壩事故、深圳龍崗“9·20”特大火災事故背后都存在腐敗線索。在這種情況下，包括輿論在內的各方面的監督和制約，應成為徹查尾礦壩問題的主要推力之一。

　　另一方面，安全生產的監督管理的各個環節，決不能以事故為導向。我們常常在出現問題之后找原因，找責任人，但這種事故導向，容易使監管陷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被動局面。在襄汾潰壩事故后，一位當地官員的感慨，就暴露了當地安全監管的致命問題：“這幾年山西把注意力全放到煤礦安全事故上去了，沒想到鐵礦尾礦庫有這么大的安全隱患！”因為煤礦安全問題，從而忽略鐵礦尾礦庫問題的邏輯，實在讓人費解。其實，人們并非不了解尾礦庫的危害，問題是直至出了人命，才開始重視事故源頭。

　　每一次安全生產事故后，人們都會聽到大力整頓、全面排查的要求。這是政府部門對事故的最有力響應。但近年來不少事故卻還是重復發生，這時候損失的已經不只是最寶貴的生命，還有公眾和政府之間最寶貴的信任。雖然決策者和民眾之間正在形成科學發展觀的共識，但仍然無法排除暴利驅使下企業忽視安全的肆意妄為，甚至是權錢勾結。因此安全監管首先要做的，還是防微杜漸的老問題。只有解決了老問題，才有能力處理新問題。

　　現代化發展的成果由民眾分享，而現代化的當務之急，在人命、在安全。任何時候，面對人為事故的巨大影響，如果不能完全阻止下一場災難的發生，那么至少應該知道還存在哪些可能的災難隱患，可以采取措施規避悲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