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市彝良縣洛澤河鎮洛澤河花椒園村村民小組16名村民，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被彝良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因為他們阻止選礦廠從花椒園架設輸電線路。(《生活新報》9月13日)

　　農民是不是無理取鬧？花椒園村是礦區，一家礦業企業來這里投資開礦，由于電力不夠，要架設輸電線路到選礦廠。村民擔心運輸設備器材的大貨車軋爛了簡易的鄉村便道，于是提出條件：要求選礦廠運些砂石鋪路面，還要用挖掘機維修路面。村民們要求企業出10萬元錢，沒能和企業達成一致，便到村口堵路。后來，數十輛警車開到這里，將十幾名村民帶到彝良縣看守所。其中一位老人被拘后，3個孫子孫女無人照管。

　　不管是加固道路問題，還是企業和村民的其他糾葛，用一句官話來說，都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應該用協商的辦法、說服的辦法來解決。作為選礦廠，有什么道理在協商尚未一致、明知群眾有意見的情況下強行施工？這說明選礦廠有錯在先，農民當然要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作為縣級政府，為什么不站在第三者的公正立場協調矛盾，卻悍然決定派警察拘留農民？難道就因為手握國家機器，可以制服手無寸鐵的公民嗎？

　　警察成了利益集團的“家丁”，成了政府壓制群眾的私家“衛隊”，這樣的事情我們見得多了。各地縣、鄉政府，只要他們感到事情有點難度，只要政府推行的工作可能受到群眾的抵制，出動警察對付幾乎是不需要思考的慣性選擇。計劃生育、推行火化可能出動警察，強迫農民交出承包土地、強制拆遷，則必然會有大批警力；而對付上訪，特別是攔截越級上訪，更是警察的正常任務；連村委員會選舉也有警察到場。而從目前出現的幾起重大群體性事件看，都是濫用警力的造成的惡果，例如貴州甕安“6·28”事件、陜西府谷“7·3”事件、云南孟連“7·19”事件都是如此。

　　甕安事件以后，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曾深刻地指出：“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強制措施，決不能動不動就把公安政法機關推到第一線，更不能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手段來對待人民群眾。否則，豈非咄咄怪事！”然而，貴州的鄰居云南省卻把這番話當耳邊風。7月19日，普洱市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就又發生了濫用警力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案件；而同在云南，昭通市彝良縣還在動用警力彈壓群體性事件。濫用警力真的成了難以治愈的“癌癥”。

　　就在甕安事件和孟連事件之后，中央紀委、監察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信訪局頒布實施的《關于違反信訪工作紀律處分暫行規定》，對違反規定使用警力處置群體性事件，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降級或者撤職處分，最嚴重的可被“雙開”，其中也包括黨政一把手。在如此的高壓電之下，昭通市彝良縣的縣委、縣政府有關領導居然批準公安部門刑事拘留維護自身利益的農民，他們的膽量究竟從何而來？難道中央紀委的文件是一紙空文？(殷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