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亮亮 鳳凰衛視評論員

　　無論官司成敗，其影響已足以震懾一些認為誹謗中國無需付出代價的西方媒體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西方媒體炮制中國假新聞的事并不鮮見，最近又有所謂“中國民航維族飛行員在奧運期間被令停飛”的“報道”。英國《泰晤士報》8月18日稱，今年3月南方航空劫機案發生后，中國民航局出于對恐怖襲擊的擔憂，維族飛行員被令停飛。報道還引述“某位中方消息人士”的話說，整個中國航空業只有三名飛機師是維吾爾族人，他們在奧運期間都不許飛行。

　　中國民航局新聞發言人8月23日約見了《泰晤士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即該報道作者麥卡妮，指責她“違背職業道德、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泰晤士報》網站次日刊登題為《所謂“被停飛”的維族飛行員實際還在飛行》的文章，對失實報道作出澄清。

　　事情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然而人們可以從這一事件舉一反三，再次思考為什么西方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對中國作不實報道，甚至捏造事實。筆者認為，僅僅澄清和道歉是不夠的，盡管新聞媒體不可能完全杜絕不實報道，但是對中國的不實報道或假新聞比較多，影響也比較大，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形象和一些政府部門的形象，這又該如何彌補呢？運用法律武器起訴制造假新聞和不實報道的媒體，是一個應該考慮的手段。

　　起訴有國際先例可循

　　我們不妨看看新加坡的例子。

　　1994年8月2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刊登了專欄作者菲利普·鮑林的文章，題為《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往往是禁不起考驗的》。這篇文章批評李光耀提倡的“亞洲價值觀”，文章超出了正常討論的范圍，作者聲稱，“新加坡目前也存在著中國傳統的王朝政治”。

　　這篇文章當然引起李光耀等當事人的強烈不滿。雖然《國際先驅論壇報》在同年8月31日刊登了一則道歉啟事，聲明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吳作棟、李光耀和李顯龍三人還是以誹謗罪名起訴該報。1996年7月26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判決，這篇文章影射李光耀和當時的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行為腐敗，搞裙帶關系，而當時的總理吳作棟則在李光耀的指示下，對這些行為給予協助，并成為他們的同謀，是對他們作出了“導致嚴重傷害的攻擊”。這篇文章已影響到起訴人執行公職和治理國家的能力，使他們感到氣憤，并攻擊了他們所堅持的政治信念的核心。法官宣判此案的三名答辯人得賠償吳作棟30萬元新幣、李光耀和李顯龍各35萬元新幣，賠償總額為95萬元新幣。

　　震懾作用大于官司成敗

　　此案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反響，對西方媒體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因為這是新加坡對西方媒體強有力的反擊。向來唯我獨尊的西方媒體被逼向一個亞洲小國道歉又賠款，其意義的確非比尋常，震撼了西方媒體和新聞專業組織。

　　在英美的普通法系，誹謗罪是很嚴重的罪名，立案起訴不容易，要證明被告蓄意誹謗更不容易。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屬于普通法系，起訴美國媒體，原告和律師在法律專業方面都有優勢，這和中國的情況不同。

　　如果要對嚴重破壞中國國家聲譽、構成誹謗的外國媒體提出起訴，中國應該組織專門的法律人才班子，作充分的準備，中國現在已經有這樣的能力。可以肯定，一旦提出這樣的起訴，由于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起訴某一家西方媒體誹謗中國，必然在國際上引起極大的關注，無論官司成敗，其影響已足以震懾一些認為誹謗中國無需付出代價的西方媒體，因為除了這些媒體本身會名譽掃地，它們的受眾以及廣告市場，都會受到官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