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老百姓百般厭惡假話，可還是被不少人嫻熟地運用于各種場合。到底是什么原因在阻礙我們講真話呢？

　　領導干部難于聽到真話源于面子情結作怪

　　面子，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詞匯，要給它下一個比較準確的定義相當困難。它十分抽象，不可捉摸。它既可以“爭取”，也可以“丟掉”；既可以“很大”，也可以“沒有”；還可以當作“禮物”送人，所謂給某人一個面子是也！它是中國人調節社會交往的最細膩的標準，只有長期浸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才能悟出其中的韻味，實在不足與外人道也！

　　深諳中國人習性的林語堂先生對此頗有研究，他說，面子不服從道理，卻服從于習慣。不給人面子就是最大的無禮。許多官員一個晚上要參加3—4個宴會，寧冒著消化不良的危險，也不使任何一個欲請他赴宴的人失掉面子。另外，面子比憲法更受人尊敬，比命運和恩惠更有力量。他舉例說，在揚子江的一條輪船上，兩個士兵執意要船長給他們一個面子，允許他們進入一間嚴禁入內的、裝有整箱硫磺的房間。他們進去了，并且不顧勸告，坐在箱子上抽煙，而且亂扔煙蒂，結果輪船被炸。這兩位士兵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卻未能保全性命。這說明一些事情與知識、教養等無關，只與面子有關。

　　因此，給人留面子尤其是給官員留面子，成為由來已久的潛規則，極少有人違反，所以我們見到的批評，經常不是直接點名，而是以“某地”、“某人”指代的；不是深入追究，而是蜻蜓點水式的；不是嚴厲問責，而是板子高高舉起輕輕落下的……即便某些領導沒有盡到責任甚至出現嚴重錯誤，領導們也要保全自己的面子，不允許別人批評，一批評就會惱羞成怒，就會通過對下壓制、對上不合作等來給批評者難堪。試問，在這種情況下，真話還有多少生存空間呢？

　　“高成本”阻礙人們講真話

　　講真話，不僅需要勇氣，有時還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此事古今亦然，中外也無別，如秉筆直書的司馬遷遭受了宮刑，捍衛“日心說”的布魯諾被燒死。人類文明史中不乏講真話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事例。

　　曾經，我們黨的領導人為了提倡敢于講真話，敢于提出不同意見，要求發揚“五不怕”的精神。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因為講真話而被撤職、開除黨籍者并不罕見，導致家庭破裂的悲劇也上演過，坐牢、殺頭的事例也曾發生過。如果一個人講真話要冒著事業被毀、家庭被拆甚至犧牲的危險，那么這成本就太高了。事實上，講真話還要“敢于”，這本身就說明了講真話的困難。

　　現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向前發展，過去那種要求為了講真話而發揚“五不怕”精神的時代早就過去了。可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為講真話而付出代價的事例(如《人民論壇》2007年第2期刊登的“從一個人的遭遇看說真話的‘成本’”)，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這種負面影響給人們帶來的心理陰影。當講真話要付出成本和代價時，就不能指望每個人都有巨大的道德勇氣，從而也就不要指望能聽到人們的很多心里話。

　　缺乏講真話的“環境”

　　講真話需要個人的良知、能力和勇氣，更需要有一個能夠講真話的氛圍。

　　本來，官員講真話自是必然，完全毋須提倡。可是，由于我們一些領導喜歡聽拍馬逢迎的“好”話，不愿聽不同意見的真話，從而使另外一些人不敢也不愿講真話。我們希望共產黨人通過提高黨性修養來講真話，這是應該的。但是，僅靠這一點卻是遠遠不夠的。張聞天曾在一次發言中說，要用舍得一身剮和不怕殺頭等精神來敢于提不同意見，這是對的。可是，他接著說：“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也就是說，讓人們講真話，必須先要有能保證人們講真話的制度安排和民主手段才行，就是做到不會因為講了真話，而被“穿小鞋”和“坐冷板凳”，更不會被打擊報復和遭到迫害。另外，還要做到真話管用。換句話說，只有當人們意識到講真話沒有什么成本與代價，從而不必顧慮這顧慮那時，講真話才會成為可能。

　　總之，丟掉“面子”，去掉“成本”，營造“環境”，講真話就會成為一件再簡單、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作者單位：中共深圳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