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1日，我國醞釀已久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日前通過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會議指出，我國今后將通過不斷優化和完善知識產權制度，來鼓勵社會成員的創造性勞動。我國采取的一系列“實施”層面的知識產權動作表明，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已經進入了“戰略主動期”。 中新社發 任衛紅 攝

　　發展 “西安模式”、“武漢模式”相繼推出

　　“浦東模式”一經建立，得到了廣泛關注。西安、武漢等地也相繼推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模式。

　　西安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孫海龍介紹說，西安中院在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繼續由知識產權審判庭審理、進一步推進專業化審判建設的同時，加強知識產權刑事和行政案件的審理工作。自2006年開始，西安中院在全國中級法院中率先實行知識產權案件民事、刑事、行政審判一體化改革措施，將由基層法院管轄的知識產權刑事、行政一審案件提至中級法院審理。對涉及知識產權的刑事、行政案件審理，再吸收兩名知識產權民事審判法官參與，組成五人合議庭進行審理，以確保刑事、行政、民事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人員取長補短，相互協調，統一認識。

　　“待時機成熟，我們將逐步過渡為由知識產權審判庭統一審理全部知識產權案件，以期達到整體上節省司法資源、提高知識產權案件審判質量的目的。”西安中院副院長孫海龍表示。

　　自今年6月開始，武漢中級人民法院也將過去由14個基層法院審理的知識產權刑事、行政一審案件集中到一個具備部分民事案件管轄權的基層法院———江岸區人民法院統一處理。并將知識產權二審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全部集中到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受理。實現了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兩個層面的集中管轄和一二審法院業務的對口指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武漢模式”。

　　以前，武漢市涉及知識產權的刑事、行政一審案件分散在全市的14個基層法院審理，每個基層法院每年受理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平均在兩三件左右，武漢中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李藝虹介紹。

　　李藝虹表示，刑事法官主要從侵權的數量上來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如果在民事上的權屬、侵權的事實得不到確定時，刑事上認定是否構成犯罪是沒有依據的，也是不合邏輯、沒有意義的。同時，基層法院的法官每年需要處理大量案件，繁重的審判任務也決定了他們沒有時間、精力去研究知識產權審判的相關問題。

　　據了解，自6月中旬以來，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江岸區人民法院已受理了2件知識產權民事案件。

　　“這種審判方式有利于提高審判效率，將有限的審判資源優化，也讓基層法院的案源得到了保障。”李藝虹說。

　　據了解，目前，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福建等地的法院都在積極探索、推進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的改革工作。

　　方向 設立綜合知識產權法庭

　　“每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對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也不一樣。”來自美國第三巡回上訴法院喬丹(Jordan)法官表示。

　　日本知識產權高級法院的limura法官介紹，日本知識產權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式，是通過知識產權訴訟研討會形成改革方案。從2002年到2004年兩年間共召開17次會議，最后提交國會有關議案，設立了日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

　　據記者了解，日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負責受理與特許廳相關的行政案件，及對專利、實用新型、集成電路步圖設計和軟件著作權的上訴案件。美國也有聯邦上訴法院專門受理專利案件的二審。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制改革，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話題。

　　我國在《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中也提出了要探索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對此，蔣志培表示，中國要建立的上訴法院，不是照抄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制，而是要立足中國國情，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機制。

　　據悉，最高院將在年內出臺對《綱要》的具體實施辦法。對于設置綜合知識產權法庭，探索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應當會在具體實施辦法中有所涉及。(記者 王婧 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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