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條例(草案)》規定，乘客應主動讓座位給老人、孕婦等特殊乘客。不履行義務，駕駛員、售票員可以拒絕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門還可以對乘客處以50元罰款。

　　公交車上不給老弱病殘讓座的事，時有所見。政府想用罰款的辦法促成良好行為的形成，卻越過了起碼的邊界。在法治社會，來自公權力的罰款是有邊界的。這邊界，既是合法性的限制，也是合理性的限制。

　　說到罰款的邊界，這里不妨講個古代罰款的故事。

　　五代時期一個叫做趙在禮的人在宋州做官，后來要調動到其他地方去，老百姓互相祝賀說：“拔卻眼中釘也。”趙在禮聽說后，向朝廷要求繼續到宋州做官，每年向每個戶口征錢一千，名目是“拔釘錢”。同樣還是五代時期，吳王詔令廬州節度使張崇入朝，廬州也民奔走相告。誰知張崇后來重回廬州，向百姓收取和“拔釘錢”一樣的“伊渠錢”和“捋須錢”。

　　無論是“拔釘錢”、“伊渠錢”還是“捋須錢”，都是對不敬官員的百姓的罰款。這說明，在中國古代，一個地方官員，都可以決定對轄區所有人進行罰款，隨意侵害百姓的財產權。鄭州處罰不讓座的乘客，與古代官員隨意罰百姓款何異？

　　罰款侵害的是人們的私有財產權。私人財產權在古代社會不能得到保障，官府很輕松就可以通過罰款，沒收或征用而將私人財產轉化為官府財產。一直到改革開放后，亂收費、亂攤派和亂罰款，仍然是危害甚烈的三亂。中國社會法治建設的進程，同時也是法律保護公民財產權、約束政府隨意侵害私人財產權的過程，約束政府的罰款權就是其中之一。十多年前，國家制定了《行政處罰法》，用法律來規范行政處罰行為，對于罰款的種類和數額，法律都有規定和限制。但是，《行政處罰法》對于保護公民的財產權，約束政府的罰款權仍然過于寬松。比如，按照該法規定，對于法律法規沒有規定的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省府城市的政府“可以設定警告或者一定數量罰款的行政處罰。罰款的限額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定”。這就是說，像鄭州這樣的省府城市，或許真的“可以”依法設定對不讓座乘客的罰款。

　　但是，即使法律有這樣的授權，那也只能是“可以”，而不是“一定”或“必須”。城市政府能不能自行設定罰款事項，制定罰款限額，還得遵循合理性，就是我們中國人平常所說的天理，或者西方人所說的“自然法”，得合乎普通人都能夠認可的公平公正，也得考慮可操作性。

　　如果考慮這些情況，對不讓座者的罰款就更加說不通了。要求公交車的乘客讓座，說明車上已經沒有空座。數十人乘客中，到底誰，負有必須讓座的義務？如果說有義務，那么，全體乘客都有義務，你處罰誰？處罰全體乘客？還有，現在公交車大多無人售票，如果要罰款，是不是還要增加司乘人員？尤其，罰款是行政處罰行為，為了罰款，是不是還得在每輛公交車上配備有罰款權的公務員押車？

　　公交車上，給老弱病殘孕婦讓座，體現社會的文明。政府想用罰款來促進文明，其心可嘉，卻是對罰款權的濫用。雖然這個規定還在討論中，但是政府將這種意見提出來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梁發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