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條例(草案)》規定，乘客不主動讓位的，駕駛員、售票員有權勸阻和制止，對于拒不改正者，可以拒絕其乘坐。不履行義務者，市政主管部門還可處以50元罰款。(見7月3日《河南商報》)

　　鄭州市的這道“讓座令”一發下來，頓時引起公眾一片嘩然。支持者認為：老弱病殘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我們在車上遇到他們就應該主動讓座，這是人的素質與道德的內在體現，對那些拒不讓座的“釘子戶”就應該給點強制措施。反對者則認為：不要把精神層面的道德規范上升為強制性的法律條文，容易造成年輕人與老年人的對立，總之道德文明應該由道德來約束，不應該用行政法規來硬性規定。

　　有一點大家可以達成共識，即在公共場合給老弱病殘讓座是一種值得提倡的傳統美德。問題是，培育這種美德，靠個體自律，還是靠行政立法？

　　或許在某些人看來，道德與法律是兩個不同的社會規范范疇，不能混為一談，無論是以道德來代替法律，還是以法律來代替道德，對于社會來說，無疑都將是一場災難。

　　不錯，道德和法律確實不可混為一談，但兩者并非完全毫無瓜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講，它們是相輔相成的。道德建設搞得好，有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法制化；法制建設搞得好，也有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

　　道德立法方面的成功例子，像新加坡，居民道德素質和整體社會風尚一直都很好，這和其嚴厲的道德立法密切相關。以隨地吐痰為例，在我國，這種一些人看來極為普遍的生活習慣，在新加坡卻被視為一種違法行為，隨地吐痰者，不僅要被處以數百甚至上千新元的罰款，而且要被強制勞動，甚至在電視上曝光。

　　事實證明，如果是在一個很多人都把陋習和不道德當成習慣的環境中，政府僅靠溫柔的、軟性的道德勸說和宣傳教育來改造國民素質、改良社會風尚，基本上不會有太大效果。因此，像新加坡一樣，以嚴苛的立法來促進道德建設，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道德立法也有邊界。根據政治學常識，法律主要在公共領域內發揮作用，它的實施以不侵犯私人領域為前提。同樣，道德立法也必須恪守這個邊界。隨地吐痰雖然只是一個個人陋習，但是，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不僅污染了公眾的共同生活空間，而且還可能傳播病菌，使其他人身體受害，這自然也就成了一個公共問題。因此，對隨地吐痰者進行處罰，并沒有越過侵犯私人領域的邊界。

　　而不給老弱病殘孕讓座，則并未涉及明顯的公共利益，也沒有明顯損害別人利益。因此，強迫不讓座者讓座，并對他們進行處罰，不僅破壞了公交車公司與乘客之間在買票時所約定的契約關系，也越過了道德立法的邊界。

　　越過邊界的道德立法，無異于是一道強加給公眾的道德枷鎖。此類道德立法一旦泛濫，可能帶來公權力對私權利的“合法”侵犯。對于道德立法，有關部門要慎之又慎。（莫言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