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前所未有的速度——“5·12”地震發生后不到24小時，除了部隊救援力量之外，來自全國各地的抗震救災隊伍，已出現在災區最危險、最需要的地方；

　　這是前所未有的愛心凝聚——截至5月28日，社會各界為災區所捐贈資金已達347.87億元。

　　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效率——從傷員轉移救治、災區防病防疫，到安排災區學生讀書、承接災區臨時居住點的建設，災后僅10天時間，全國各省區市已與災區確定對口支援對象，迅速啟動災后重建。

　　在如此巨大的突發性災難面前，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調控力所釋放出的巨大抗震救災動能，令外界吃驚，也令我們自己倍覺訝異：究竟是什么使之爆發出如此巨大的作用力？

　　回看半個多月來中國抗震救災艱難歷程，我們不難發現，迅速有效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調控的出發點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比如，抗震救災需要大量資金，除了國家劃撥一部分，地方上也要盡力支援。資金哪里來？5月21日，國務院提出，中央國家機關今年的公用經費支出一律比預算減少5%，并要求各地政府節約開支，用于抗震救災。各地方立刻積極回應。有些省市還提高標準，自我加壓，上海市就提出今年全市市級機關經常性經費預算開支削減10%，停止新增公務用車，用于抗震救災。這項行政調控措施，既考慮到讓災區人民盡早擺脫苦難，也顧及了其他地區人民的公共利益，避免各地對災區的物資援助擠占地方公共事業的投入。同時，也順應了廣大人民群眾對縮減行政經費支出、建設節約型政府的要求——減少“文山會海”，杜絕公費旅游，避免公車私用，讓財稅收入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積極有效的行政調控，不是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而是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前提下，對地方經濟進行有序的引導，使之更好地為災區人民提供經濟支持。

　　在國家有關部門的統一協調下，各省區市和災區縣市形成“一對一”幫扶。對口支援并不僅僅給一筆資金，建一批活動板房，而是想方設法讓災區重建能納入地方經濟建設的軌道中，使之成為地方經濟發展鏈上的一個節點。

　　強調行政調控的力量，并不是強調絕對的行政權力，涉及抗震救災工作的任何協調與組織，都必須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內運行。

　　比如，中國審計部門較早地介入抗震救災資金與物資的募集與管理，要求每一筆救災資金的支出，每一項救災物資的投放，都必須有完善手續，符合法律規定程序。為災區提供帳篷、活動板房、藥品等急需物資的企業，既要加快生產速度，保證產品質量，又要符合資金管理流程。一些地方為了減輕帳篷、藥品等救災物資生產企業的壓力，保證企業需要的流動資金，對這些物資進行政府采購，要求每筆采購及時按規定進行資金結算。

　　抗震救災是個長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還需要更多、更有效的行政調控措施，這一方面是基于中國社會的特點，也是對行政調控的科學合理的運用。總結抗震救災經驗，相信那些基于服務最廣大人民利益、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監督到位的行政調控措施，可以避免過度的行政干預和行政權力的集中之殤。(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