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展開了對日本為期5天的國事訪問。與上次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訪日，相隔10年的跨度，微妙地詮釋了兩國關系意義上的距離感，多少有種“咫尺天涯”的況味。

　　在此番首腦峰會所達成的諸多成果中，筆者最看重的，便是雙方以共同文件的形式，對首腦定期互訪做出制度性安排，確認兩國首腦除了在國際場合的邂逅性見面外，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專門會晤。此項舉措標志著邁出了構筑雙邊危機共管機制的第一步。只要能確保這一點，便不愁懸案無從進展，便可望避免那種雙方作老死不相往來狀的最壞情況的發生。事實證明，幾乎所有負面能量的聚積，都是在溝通機制被堵死后開始陡然加速的。這方面，殷鑒不遠。

　　回首30年改革史，日本曾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伸出援手。從《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翌年(1979年)開始實施，到今年將畫上圓滿句號的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不啻為中國經濟建設的助推劑。對此，中國人不會也不應當忘記。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在現代化建設方面，日本也是國人心中“現代化”的典范之一，以日為師沒有絲毫的難為情。當年鄧小平每每接待日本朋友，常掛嘴邊的一句話是“向日本學習”。

　　日本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幫助，不僅限于資金、技術的支持，其從經濟起飛，到成就經濟大國的成功故事本身，對中國來說，不失為重要的借鑒。1964年東京奧運會成功舉辦僅4年后，日本就超越了西德，穩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寶座，凡40年。這中間，日本不僅成功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調整，保持了高水準的國際競爭力；而且，恰恰在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克服了環境公害問題，徹底告別了“公害列島”的夢魘，成為舉世公認的碧水藍天的環保天堂。

　　三十年彈指揮間。改革“而立”的中國，以驕人的成就，終于站在了經濟大國的門檻上。但同時亦應看到，改革已進入艱巨的攻堅階段，面臨亟待啟動“后改革”課題。無論是發展的議題、路徑，還是推進的“路線圖”，東鄰的他山之石，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能否在如此節骨眼上，著眼于奧運之年，乃至接下來的“后奧運”年代，強化中日“戰略互惠”紐帶，并通過兩國關系發展助推自身的建設與改革。重談以日為師，也許正當其時。

　　□劉檸(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