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請姚洋吃了一頓飯，姚洋給仇和送了兩本書。

　　一本是《國家的視角》，是從當當網買的打折書。另一本《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已經斷貨了，姚洋只有把自己讀舊的書送出去。他希望愛讀書的仇和能看看。

　　一頓飯吃完，北京大學教授姚洋感覺，仇和語速不快，蘇北口音略有些綿軟，但言談中帶著強烈自信。擁有這種自信的仇和，在就任昆明市委書記后的幾個月中，雷厲風行地開始了一場“新政”。

　　昆明政府正用強力推進如下變革：鞭策官員、改造城市、開發滇池、治理污染，以及全力招商。在忙碌的官員背后，是舉起鞭子的一把手仇和，一個喜歡用“時間表”來催促政令落實，用“飯碗”問題來威脅阻礙變革者的強硬領導，以及，一個被交口稱贊的“好人”。

　　發生在昆明的這一切，也就變成一個好人對一個不夠完善的制度的彌補和改善，并迎合了世代渴望清官的百姓的認同。仇和一來，甚至昆明的出租車司機都可以堂皇地揶揄乘車官員：這下你們這幫當官的可有人治了。

　　既有清廉的作風，又有廣泛的民意支持，再加上過去種種成功經歷，仇和書記大概無法不自信。而面對一個習慣推諉和扯皮、效率低下的政府機器，這種自信又往往變成推行施政理念不可缺少的條件。

　　結果一目了然：一個好人為民謀利的自信，遇見一群百姓需要別人做主的訴求，昆明新政也就不可阻擋了。

　　這個新政讓許多人眼前一亮：它要求5年內改造完336座丑陋的城中村。它要求之前需要25天辦完的戶口本在一天內完成。它要求這座城市利用外資和實際引進市外資金的數額，比前一年增長100%和70%。

　　“破鼓須用重錘敲”——當地百姓用新民謠發出歡呼。

　　偏偏有人指手畫腳，比如姚洋。因為之前曾在報紙上公開表示擔心仇和的新政“毀掉”滇池，仇和專程請他到昆明參觀。負責宣傳的官員陪他看了滇池的規劃，陪他看了高新開發區建設，但并沒有滿足他到城中村改造現場看看的愿望。

　　盡管被仇和的大度感動，盡管部分認可仇和的政策，但這個“喜歡空談”的書生，還是指著一本外國人寫的書，要給仇和敲敲警鐘。《國家的視角》這本書，封面上赫然寫著：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

　　讓我們一起讀讀這些被釘上歷史之柱的故事：原本為改變巴西人落后生活狀況而建的新首都，結果變成受人排斥的“死城”。本意是使農民更幸福而建設的集體村莊，卻導致農民生計潦倒。

　　為了人民的福利推行的政策，并不一定為人民帶來好運。尤其，當這個政策是由一個英明但主導性很強的領導者，以強力推動時。

　　我們發自真心地為仇和感動。但我們更有義務提醒。

　　我們提醒這樣一個領導者，在面對自己管轄的一方社會時，應有所敬畏。須知，任何一個社會的年齡，都大于管轄它的那個政府，而任何絕對化的指令，總會忽視細節。對一個社會來說，任何細節都與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息息相關。

　　“你不是全知全能的，任何人的理性都不足以判斷所有的變化。”姚洋說。他擔心，自信和自負之間，有時是一步之遙。而一旦人的自信不加控制，那么，就有可能變成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

　　在這種“致命的自負”下，人類曾經做出許多巨型設計。然而，社會是用小步慢慢走過來的。每一個大型的社會實驗，都存在失敗的風險。國外或國內的不少教訓都告訴我們，個別人主導的龐大的社會實驗一旦失敗，后果慘重。

　　當然不是說失敗不能避免。我們希望仇和成功，昆明人也需要他成功。只是，在歷史的階梯上，我們愿意和他一起探索，哪些陷阱值得警惕。

　　該警惕的，又何止是仇和。這個明星官員身后代表的，是中國各級政府及其主要負責人日益膨脹的“父母官”意識，以及根植于對個人過分依賴的危險。

　　希望自信的仇和先生，還有他的追隨者和贊美者們，能聽聽這番話，也看看這些書。(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