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山西曝出黑磚窯事件，其間折射出的人性沉淪和法律盲區，曾激起舉國憤怒。為此，山西省進行了處分干部人數最多的一次責任追究，共計95名官員受到處分。可一些失蹤的窯奴尚末找到，黑磚窯問題未得到根本遏制，公眾還沒從那段黑色記憶中走出來，已經有被撤職的官員重戴烏紗上崗了。負有領導責任的臨汾市堯都區副區長段春霞被撤職還不到一年，在未經公示的情況下，突然于3月被堯都區任命為區長助理。(3月14日央視新聞)

　　顯然，不說這種突然的復出違反了基本的官員選拔任用法規：一是任命未依規經過公示，據報道是當地政府凌晨一點突然任命；二是任命也超越了處分的受限期，公務員在受處分期間不得晉升職務和級別。即使符合相關規定，從公眾基本的道德情感和起碼的政治倫理看，這種復出也讓人難以接受。死去的窯奴尸骨未寒，許多母親還在四處奔波尋找失蹤的孩子，負有領導責任、難咎其責的官員，怎么這么快就帶病復出了？

　　其實，問題不僅出在“突然復出”上，還在于“撤職”的“徒有其表”上。央視的調查顯示，說撤了段春霞的職，實際上只不過是暫時換了個職位，段仍擔任某工程的總指揮，辦公室和專車也一直歸她使用。很顯然，這種撤職成了一種避風頭和做姿態之舉，并沒有觸及其實質的政治利益，缺乏實質性的責任追究和懲罰。從這種問責邏輯看，段春霞復出是遲早的事。只是國人對黑磚窯的記憶太深刻了，迫不及待的復出強烈刺激公眾的道德情感，從而引起輿論的質疑。

　　實際上，這種遮人耳目、欺騙輿論的問責，并非個案，在一些地方問責實踐中，有很多類似的制度后門被官員利用以逃避問責。這暴露出當下的問責制度缺乏實質性的法治約束和內在的制度驅動，很多時候過度依賴外在輿論的驅動，而缺乏源于“掌握權力就要承擔責任”的制度驅動。

　　近年來，中國的官員問責制正不斷規范和完善，一方面出臺了關于問責的法規細則，另一方面問責也正逐漸走向實踐。可這些問責在一些地方并非制度自動驅動的，而是外在的輿論監督驅動的。這種依賴輿論驅動的結果是：某個事件引起強烈的輿論關注、激起很大的民憤時，相關部門便啟動問責制。而在問責制成熟的國家，問責制度的運轉依賴“失職了就必須承擔責任”這種責任倫理的驅動，無論輿論關注與否，只要發生了事故，相關官員就必須被追究與權力相對的責任。

　　過度依賴輿論另一個更壞的結果是：問責失去實質性懲戒內容，而淪為一種掩人耳目的形式。既然問責只是為了做給輿論看，那么，在輿論看得見的地方和時候，問責會顯得很實在；在輿論看不見的地方，問責就可能缺少實質內容，等到輿論不關注時再擇機復出。于是，這種形式的問責，就成為與輿論關注打游擊的游戲，而不是實質性的責任追究。

　　一兩個段春霞“帶病復出”并不可怕，相信在輿論關注下，她的復出很快就會成為泡影。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問責制過于依賴這種外在的輿論監督，在輿論看不到的地方，這個制度的“后門”會讓官員逃避真正的責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