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輿論關注的集體返航事件，東航此前稱是因為天氣原因，昨天首次公開承認存在人為因素，當事人已遭調查。中國民用航空總局此前表示，一旦出現飛行員有悖職業道德的行為，將對當事人作出嚴肅處理。

　　常人眼中的“打工天使”，竟然將本應是“上帝”的乘客“劫持”在萬米高空，暴露了部分民航飛行員職業道德意識的淡薄。“集體返航”是一個極端事件，據報道，當事飛行員對航空公司的一些管理措施積蓄了不滿，多次表達無果。看來，在處理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同樣不能忽視利益表達與博弈，而關鍵在于為利益表達制訂合理的規則，確定合理的制度安排。

　　媒體多次報道，一些飛行員為跳槽嘗試過走法治之路，但是卻被要求他們付出幾百萬元的培養費；他們嘗試過行政調解，但是結局卻是檔案被扣，機長被迫賦閑種蔬菜；他們要求適用《勞動合同法》，但是有關法院卻要適用民航總局限制跳槽的行政規定。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集體返航”事件，帶來的卻是對秩序更大的破壞，同時也顯示出將利益表達理性化的必要性。

　　理性的博弈往往來自于組織的良好，如果飛行員們良好地組織起來，將分散的利益，凝聚成建設性的利益表達，我想這樣的表達就能夠更接近于大眾的要求，也更能夠提出理性的讓決策層接受的建議，而不會出現極端性的“雙輸式”表達。

　　近來有報道分析了民用航空的尷尬：飛機多飛行員少，所以需要用高額的賠償防止飛行員跳槽，并建議引進國外飛行員。但國外的飛行員為何那么好引進？他們為何不怕被航空公司懲罰高額的賠償金、跳槽費？后來看到國外飛行員組織緊密，行動有據，我才有所理解。

　　筆者建議管理層能夠平等地調研，既調查飛行員是否有悖“職業倫理”，也要調研航空公司的經理人是否有悖“職業倫理”，還要反思相關的管理規定是否符合于市場經濟下航空業發展的需要，更關鍵的是賦予各方利益表達的平等的基本權利和有效的表達手段。這樣的手段不必如“返航”那么極端，但是一定比個人爭取更有力，這些權利不必如法規中那么華麗，但是起碼能夠保障他們擇業的自由。(呂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