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懲罰相應犯罪機制方面存在的缺陷，也是該罪名實施20年來頗受爭議、處境尷尬的根本原因所在——— 官員既不需要承擔財產申報的義務，又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道“免死牌”，可謂是“兩頭占便宜”。

　　20年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自身的矛盾和缺陷日漸凸顯，從九屆全國人大到十一屆全國人大，“修改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量刑標準”成為三屆人大代表接力呼吁的一個話題。(3月15日《檢察日報》)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作為一項獨立的罪名，首次出現于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的單行刑事法律中。1997年刑法修訂時予以吸收。20年來，我國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對該罪爭議不斷。

　　現代立法證明，如果要讓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獨立發揮作用，就必須有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監控官員財產和發現其非法巨額財產的機制。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財產申報制度是密切關聯的。在特定的財產申報管理部門面前，國家工作人員或公務員的財產收入應該是透明的；其負有申報、公開財產的法定義務。如有違反，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必須建立在這樣一個財產申報制度的背景之上。

　　有鑒于此，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創立時，有人就以“我國尚未實行財產申報制度”為由表示反對。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財產申報制度相互配套、互為依存的緊密關系，也為我國當時立法者所認識。1987年11月17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王漢斌同志，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對即將通過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作出說明時，就曾指出：“應當說明，一些國家規定公務員應當申報財產收入，我國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建立申報財產制度問題，需在其他有關法律中研究解決。”———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認識和已經被提及到的“立法關注”此后卻幾乎是沒了“下文”。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懲罰相應犯罪機制方面存在的上述缺陷，也是該罪名實施20年來頗受爭議、處境尷尬的根本原因所在——— 官員既不需要承擔財產申報的義務，又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道“免死牌”，可謂是“兩頭占便宜”——— 筆者主張，在國內官員財產申報法律缺位的現實情形之下，應當取消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一罪名，而將國家工作人員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以貪污罪或賄賂罪論處。實際上，國外早有了這樣的立法例。新加坡1988年《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就規定，“一個人所擁有的財產在本法公布實施之前后已經占有而該人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滿意解釋時，其財產應視為貪污所得”；文萊、印度的法律規定，對財產來源不明的情形稱為“擁有無法作出合理解釋的財產”，以賄賂罪處罰。這樣也并不會冤枉那些對自己家產“記一忘十”的貪官，如果“不明”巨額財產一概被“推定”貪污、受賄所得，而他們仍然“不能”說明來源，這顯然是在掩蓋比貪污、賄賂更為嚴重的罪行。而如果保留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即使將其法定刑提高到無期徒刑，仍然與貪污罪、受賄罪的法定刑相差懸殊，也仍然避免不了行為人拒不供述貪污、受賄犯罪而“樂意”被定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問題。(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