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張志國的引咎辭職，事件所涉及當事人的命運走向究竟如何，當地政府又將如何依法對待這一事件，也還需要更多的信息公開，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因此，西豐縣新的領導班子，將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輿論監督，尤其是其后可能會出現的“負面報道”，將是焦點問題。

　　備受關注的“西豐事件”在經歷了進京拘傳記者、法人雜志社總編辭職的潛流涌動后，終于傳來新消息：遼寧省鐵嶺市委5日在西豐縣宣布，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因在“進京拘傳記者”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被鐵嶺市委責令引咎辭職。(新華社2月5日電)

　　通過鐵嶺市委的調查報告可以得知，在“西豐事件”中，張志國同意公安部門介入，同意縣公安局立案并拘傳記者。這說明，張志國利用職權干預司法的做法，已經到了何種程度。他曾期待以拘傳記者阻止事態的發展，卻發現等來了自己無法控制的“最壞結果”。

　　“西豐事件”的出現，可謂出乎社會情理之外。一個縣委書記對報道其“負面新聞”的媒體，竟然使出進京拘傳記者的“合法暴力”手段，這確實令人咋舌。難道他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于2007年1月17日國務院第165次常務會議通過、將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它的頒布宗旨，就是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獲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進依法行政。

　　不過，近年來諸如“重慶公務員寫短信被拘”、“陜西4干部傳播‘辱罵’領導短信被免職”事件的出現，也在提醒著人們：在當下某些地方的政治土壤中，依然滋生著部分官員一權獨大的心態，一旦出現違背其慣性思維的民意質疑、輿論監督，其采取的手段就滑向不計后果。

　　“西豐事件”即是對輿論監督與民意所向的雙重脅迫。記者這個行業有其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是指他們承擔著法律所賦予的維護社會正義的權利，這也是選擇了這個職業的每一個從業者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反過來看，記者的正當采訪權、報道權，在相當程度上是公眾知情權的延伸。因此，保護記者的合法采訪權和媒體的合法報道權，就是保護正義的監督權、公眾的知情權和人民的民主權利。“西豐事件”中的縣委書記被責令引咎辭職，可謂咎由自取。

　　盡管如此，“西豐事件”也尚未迎來真正圓滿的結局。隨著張志國的引咎辭職，事件所涉及當事人的命運走向究竟如何，當地政府又將如何依法對待這一事件，也還需要更多的信息公開，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權力必須要在陽光下運行，這是依法治國的必然，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而要想做到這一點，輿論監督必不可少，因為不被監督的權力就是絕對的權力，而絕對的權力將會導致絕對的腐敗與公權力的濫用。

　　因此，在這里，西豐縣新的領導班子，將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輿論監督，尤其是其后可能會出現的、針對西豐縣某些官員的“負面報道”，將是當地政府必須面對的，同時也是為輿論所關注的焦點問題。只有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好了，“西豐事件”才可能會有一個圓滿的句號。

　　于更廣泛的意義而言，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但一些地方政府官員依法執政理念依然薄弱的今天，媒體的依法監督權、民意的合法知情權，還可能會與某些既得利益者發生激烈沖撞，其間的曲折反復，將影響著中國依法治國、思想解放的文明進程。而“西豐事件”正是輿論監督“立此存照”的獨特范本，所以，其社會意義因此而不止于當下，而更在于歷史之鑒。

　　□畢舸(廣東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