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鞏義市杜甫故里景區升級改造，有關部門勒令杜甫的“鄰居們”搬家，卻不為村民們提供住處。如有人抗拒拆遷，將實行“株連”：親戚中有人當教師的，停課；有做工人的，停工；有做公務員的，停崗。緊接著，江西豐城市以舊城履行為名的拆遷活動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在這場拆遷補償與市場價格極其懸殊的拆遷中，封建時代的株連政策同樣被地方政府當成了拆遷的法寶和開路先鋒。凡與被拆遷戶有親屬關系的公職人員都成了拆遷責任人，若不在規定時間內做通工作，則可能被停職、被威脅停發工資，連一些低保戶也被告知，如不配合將被停發低保。(《中國青年報》1月10日)

　　在江西省豐城市的“株連”拆遷中，我們看到了公民權利被肆意踐踏。對于拆遷戶來說，在拆遷補償中本來就應該有“參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和“獲得級差地租收益補償”的權利，就算拆遷以“公益事業”為招牌，也得遵循“公正補償”的原則。在這次拆遷中，店鋪的補償價格是每平方米5600元，住宅的補償價格是每平方米1100元左右，而同地段的房地產項目，商鋪每平方米賣到20408元,商品房賣到了3000多元。補償明顯不足。

　　公益拆遷要實現公正補償，得使受影響的人不但可收回土地損失，也可收回商業損失。而豐城拆遷是否做到了公正補償，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數。而不愿拆遷的住戶，連人身自由也被侵犯，僅僅因為聘請律師講課、墊付律師費也遭行政拘留；那些與拆遷戶與親屬關系的人，他們有何過錯？竟然連正常工作的權利和獲取勞動報酬的權利，甚至獲取社會保障的權利也被剝奪或受到威脅。

　　為什么權力能屢屢如此張狂？為什么老百姓的正當權利如此孱弱？

　　本來，權利是要作為權力的一個制約因素而存在的。孟德斯鳩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無論哪個時代、哪個國度的當權者，都避免不了用權力來滿足個人欲望的沖動。官位的升遷、財富的聚集……都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具體到拆遷，官員為了物質利益與商人勾結，為了追求政績撈取升遷資本，都可能讓他們產生強勁的動力，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強力推行拆遷。所以，權力如果不制約，就會成為一把刀，刺傷社會、刺傷老百姓，必須用一個“刀鞘”，將其控制起來。權利，本身就應成為“刀鞘”的一個組成部分。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權利在權力面前如此孱弱，任由權力摧殘。這樣的權利，怎么可能制約權力呢！本來，我們的制度設計中，也有讓權利制約權力的安排，無論是憲法和法律，都規定了公民這樣或那樣的權利，可為什么權利卻起不到這樣的作用呢？

　　問題在于，權利最終是要靠權力的保護才能實現。這就出現了一個矛盾：一方面，權利要對抗權力，另一方面，權利又要求權力的保障。而解決這個矛盾，關鍵在于權力本身的分立和制約，也就是說當權利受到權力的侵害時，必須有另外的權力為其提供保護。對于權力的制約有三種方式，權力對權力的制約、社會對權力的制約、權利對權力的制約，而后兩種方式必須依賴前一種方式來實現。

　　于是，就回到了一個老問題，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都知道權力過于集中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溫家寶總理也曾說過，腐敗最重要的原因是權力過于集中。在有些地方，一把手大權獨攬，可以幾乎隨心所欲，誰升誰降，誰好誰壞，連誰是誰非，都由一人說了算。在這樣的環境下，權力能不腐敗嗎？權利能不孱弱嗎？恐怕不止老百姓的權利，就連很多機構，很多組織，都要輪為擺設了。(謝昱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