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行政干預演進到法律調整，從習慣于或主要依賴行政資源解決勞資糾紛，到趨向主動通過法律手段在法律框架下調節勞動關系，其中所蘊涵的依法維權、依法行政理念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它們是公眾法律意識提升的體現，是依法治國穩步推進的成果

　　勞動關系的和諧是民生問題的重中之重。今年該領域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透露出一個清晰且值得關注的變化，即在解決勞資糾紛的過程中，各方更多地學會了在法律的框架下、借助法律的力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法律越來越成為調節勞動關系的核心杠桿。

　　比如農民工欠薪問題，以往主要通過現場檢查、行政督促、政府墊支等手段進行清理，政府公信力成了解決糾紛的擔保；從今年年初起，不少地方制定了相關行政規章，確立了工資保證金制度，運用法律等多重手段清理欠薪。

　　比如有的企業以執行最低工資為借口，變相壓低工人工資，甚至將最低工資當成最高工資，或者有意提高勞動定額，以逃避加班費的支付。對此，以往常用的手段是通過勞動監察，發現一起，糾正一起�，F在政府管理部門及工會組織首先想到的是企業的行為是否合法，不合法就通過法律程序完善法律，力圖從根本上遏制侵犯勞動者權益現象的滋生。

　　比如為規避明年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有的企業以“工齡歸零”為目的“勸辭”員工；有的企業突擊大規模經濟性裁員，或強迫員工建立勞動派遣關系……這類現象表明，用人單位越來越重視法律，在認真研究和“解讀”相關法律，千方百計尋找法律中對自己有利的規定、規避對自己不利的規定。這同時提醒我們，法律的完善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我們應該密切注意其中的相關動向。

　　在勞動關系之中，各方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法律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這是勞動關系日趨走向成熟的表征。

　　從行政干預演進到法律調整，從習慣于或主要依賴行政資源解決勞資糾紛，到趨向主動通過法律手段在法律框架下調節勞動關系，其中所蘊涵的依法維權、依法行政理念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它們是公眾法律意識提升的體現，是依法治國穩步推進的成果。如果說行政干預手段的變化只是一種“量變”，那么法律漸成調節勞動關系的核心杠桿則是一種“質變”。

　　與此同時，我們又應該看到，上述變化還只是初步的、局部的、漸進的，遠未達到成熟、穩定和普遍的程度。一些勞動者面對用人單位的蠻橫，還缺乏主動依法維權的勇氣和能力；一些用人單位鉆法律空子、利用自身強勢力量侵犯員工利益的行為，不會因為法律的逐步完善而自動終止；有些地方的行政管理部門仍然習慣于行政干預，運用法律手段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方式還有待成熟。

　　所有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我國勞動關系的法治化將是一個長期的進程。它最終有賴于構建起一個成熟、理性的解決機制。從國際經驗看，這個成熟和理性的解決機制就是法律調整。

　　要讓法律成為調節、改善勞動關系的核心力量，尚有不少工作要做，需要不斷努力。要引導用人單位在法律框架下經營和開展競爭，不能將眼光只盯在壓低工人工資、降低勞動力成本上，不能把勞動者僅僅作為單純的生產要素對待，而應該通過建立和諧勞動關系、建立利益共同體，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抵御經營風險。

　　要引導廣大勞動者從非理性維權轉變到依法理性維權，認識到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發生勞資糾紛是一種常態，只有在法律框架下解決糾紛，才能實現個人利益、企業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多贏。

　　政府職能部門也要從過多依賴行政資源向依靠法律資源轉變。各級工會要充分利用法律賦予的維權手段，用好、用足法律賦予工會組織的權利，建立健全維權機制。目前，無論是《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會法》和《集體合同條例》，還是相關司法解釋，都賦予了工會組織不少法律手段。各級工會組織要學會充分利用法律賦予的手段，“該出手時就出手”，承擔起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重要職責。廣大工會干部要清醒地意識到，在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法律是工會組織履職的堅強保障。

　　法律漸成調節勞動關系的核心杠桿，讓我們看到了法治的力量，看到了建設和諧勞動關系的曙光。我們期待各方能從建設和諧企業、和諧勞動關系的長遠立場出發，真正身體力行，將法律真正確立為改善勞動關系的穩定、核心的杠桿。(郭振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