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尊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公權行為會對公眾產生不良的暗示。公權力的法盲行為，會不斷強化民間“壞人不是人”的意識，從而導致見死不救落水小偷這些行為。

　　抓到小偷后不能打，小偷有生命危險時同樣不能見死不救。浙江湖州3位抓小偷的市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追堵偷車賊的過程時將其逼入河中，非但沒有搶救，反而直到確認小偷已沉入河中方才離去，結果在日前被當地檢察機關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9月25日《浙江日報》)

　　一個干了再多壞事的惡人，他的罪惡只能交由法律去審判和懲處，他的生命和我們的生命一樣寶貴，權利和我們一樣平等，不僅無權侵犯他傷害他，當他處于生命受到威脅時，我們一樣有責任去救助他———這應是一個法治社會的基本人權常識。

　　藐視小偷的權利，把小偷逼入絕境，對小偷見死不救———在許多人眼中，一個人偷東西，他就成了可以隨意處置、隨意羞辱、隨意報復的壞人，壞人就低人一等，壞人就沒有權利或者權利得打折，對壞人的任何處置都有充分的道德理由。正因為有這種觀念，民間形成了五花八門懲治小偷的慣例，有的將小偷綁在太陽下暴曬，甚至還有掛牌游街示眾的。

　　很明顯，這種法盲表現源于道德與法律不分的傳統觀念，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混合在一起的道德法傳統養成了國人道德審判的習慣。除此之外，一些地方的公權部門也在其中起到惡劣的示范作用，對“壞人”權利的習慣性不尊重，不時出現的游街、示眾、公審、公捕事件，加劇著公眾對“壞人”盲目的道德懲罰沖動。

　　公權力不僅只對權力實施的直接對象產生影響，基于公權力的權威性和公共性，公權行為傳遞的價值觀也會對其他公眾觀念產生影響，好的做法會產生好的示范，壞的做法會產生壞的暗示，動輒違法行政的取向會對公眾形成“法可隨便違”的暗示。

　　顯然，在如何對待小偷、賣淫女等“壞人”問題上，一些地方的公權行為起到了非常惡劣的示范作用。有的地方以“威懾違法犯罪”的名義押著犯罪嫌疑人在市區游街，有的地方舉行違法犯罪定點揭露大會暨公捕大會，有的地方將賣淫女的照片隨意曝光示眾———在輿論語境中，這種不尊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公權行為會對公眾產生多么不良的暗示？公權力的法盲行為，會不斷強化民間“壞人不是人”的意識，從而導致見死不救落水小偷這些行為。

　　在有些國家，對于被告，哪怕是最危險的被告，也無權強迫其在公開場合穿囚服、戴刑具，以免陪審團在判決之前對被告有“罪犯形象”的先入之見，被告有精心打扮以“正人君子”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權利。從這個最細節的權利就可以看出法律和公權對嫌犯的權利的尊重。如果上述那些公權部門能率先垂范從細節入手尊重“壞人”權利，民間便會少了那種不把小偷當人的法盲現象。

　　□曹林(北京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