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法制辦協調司副司長江凌近日透露，截至7月10日，國務院法制辦共收集到來自全國各地、各部門和社會各界的行政法規清理意見與建議8752條。按現行655件行政法規計算，平均每件行政法規收到清理建議13.36件。(7月20日《法制日報》)

　　據統計，各地方各部門除提出應當廢止、失效法規的建議共計近1600條外，其余的建議，都是針對修改提出的。建議修改的理由，主要是圍繞一些法規部分內容與新制定或修改的上位法不一致展開的。

　　這些清理建議的背景，來自眾多日益與時代脫節的行政法規、規章，也來自于又一次自上而下發動的“‘古董法規’全面清理行動”。早在今年2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就下發通知，決定對現行行政法規規章進行全面清理。清理工作要在今年10月底前完成。此間有媒體樂觀地認為，這一系列舉措已讓人們“看到了清理‘古董法規’的曙光”。

　　然而仍須看到，即便行政機關有“依法治己”的自覺與“壯士斷腕”的勇氣，也不能否認由“古董法規”的制定者自我修正，依然難以回避個中利益的糾葛。

　　與時代脫軌的陳年舊規，與憲法、法律相沖突的法規、規章大量存在，固有社會轉型日漸深入，國家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背景，也有“國家利益行政化、行政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的內在根源。

　　問題在于，部門利益為何能夠“法制化”？不從源頭上杜絕“古董法規”與“違法法規”，注定會收效甚微。

　　“法治”的要義在乎“他律”，自律只能作為他律的補充。在依法治國的方略之下，清理“古董法規”同樣應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也只有以獨立于行政之外的力量，實施有效的監督和制約行政權的利益沖動，方能走出目前這種具有高不確定性的自律清理機制。

　　其一，完善權力機關的法規備案審查制度。就目前的實踐而言，法規備案審查的意義仍只停留在“備案”上。目之所及，“違憲之法”與“違法之法”屢有可見，公民上書要求提起違法審查的事件也日漸增多，但法規備案審查機構仍少有及時回應。“備而不查”事實上縱容了行政機關的“立法尋租”，使“部門利益法制化”有恃無恐。

　　其二，改進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立法模式。無論是法律、還是法規、規章，都應是大多數人意志的體現，必須引入公眾參與。新近出臺的《鐵路交通事故應急救援和調查處理條例》是6月27日通過，但直到7月19日媒體才公開信息。此時公眾再有建議與批評，已無法為立法所吸納。鑒于類似的現象并不鮮見，實有必要確立行政立法的公眾參與程序，并將立法公開與公眾參與，確立為行政立法生效的必備要件，同時擴大開門立法的范圍。

　　其三，賦予行政法規與規章以一定的有效期限。尤其是對那些與部門利益相關的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建議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部門審查，并確定相應期限。有效期滿如需繼續施行，應向公眾說明理由并向權力機關提交申請，由后者審查確定是否延長法規的有效期。

　　除上述制度的完善外，司法審查的缺位也一直為學界和輿論所呼吁。要從根本上杜絕“古董法規”與違法之法，就需要實現權力的相互制約，完善以他律為主的監督機制。坐等利益部門自我修正的法規清理模式確該反思，并需及時轉向依靠制度清理的新機制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