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副書記劉錫榮在重慶作黨風廉政建設形勢報告時透露，“去年的貪污受賄等腐敗案件中，70%的案件所涉及的賄賂是由官員家眷甚至情婦收受。”他要求反腐敗必須重視領導干部的“后院”，對那些一到晚上或逢年過節家中就熱鬧的官員應當重點關注。最近，人民日報社主辦的《人民論壇》雜志就此刊文提出，要依法縮減作為特殊公眾人物的官員們的隱私空間，將其“后院”置于新聞媒體和群眾輿論的陽光照射之下。

　　官員的“后院”是他們的一個主要的隱私空間，反腐敗要重視官員“后院”，要依法限制官員的隱私權利，縮減官員的隱私空間，在“后院起火”式腐敗占官員貪污受賄腐敗比例高達70%的背景下，明確提出這個問題，無疑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警示意義。

　　具體到法律法規層面，縮減官員的隱私空間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官員的財產狀況、婚姻狀況、配偶子女從業情況等“個人隱私”向社會公開，公眾可以通過一定程序查閱知曉；二是新聞媒體和群眾輿論披露或議論官員的“個人隱私”，只要沒有故意捏造事實和惡意誹謗，就不受法律追究。然而，在上述兩個渠道上，現在的情況并不容樂觀。

　　從第一個渠道看，2005年4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的《公務員法》，未能就官員財產公布作出明確規定；今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也未將官員的財產等個人情況列為政府必須主動公開的信息。這就意味著，政府和官員自己對官員的財產等情況嚴格保密，從而令公眾對官員的財產“隱私”無從知曉與監督，至少并未直接違法。一些地方的黨紀檢查機關出臺了要求官員主動申報婚姻狀況、配偶子女從業情況等“隱私”的規定，但這些規定的剛性和約束力也比較有限，不能保證官員的這些“隱私”一定能成為“公開的秘密”。

　　再看第二個渠道。2002年12月民法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其中人格權法草案原本有“以為社會公共利益進行新聞宣傳和輿論監督為目的，公開披露公眾人物的隱私，不構成新聞侵權”的規定，但這條規定后來被刪除了。這實際上意味著，新聞媒體為了新聞宣傳、輿論監督和實現公眾的知情權，公開披露或議論官員的隱私，將難以獲得法律的保護，而可能面臨很高的法律風險。新聞媒體尚且如此，普通公民可能面臨什么樣的風險，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有關法律法規或不夠完善或付諸闕如，致使上述兩個渠道均不夠暢通的情況下，縮減官員的隱私空間如何才能“有法可依”？眼下之計，也許可以從《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找到一個“突破口”。《條例》規定，公民可以申請公開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中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這賦予了公民就政府信息公開問題對政府提起訴訟的權利。而按照《條例》規定，涉及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經權利人同意公開或者行政機關認為不公開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涉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開”，所以公民有權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要求公開某名官員或某部分官員的財產等隱私，否則不利于公眾對官員進行監督，并“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如果申請被駁回，公民有權以知情權和監督權等權利受到侵犯為由，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通過這樣的不懈努力，一定能推動相關法律法規從無到有，從不完善到完善，從而在依法縮減官員隱私空間方面取得切實的進展。(本報評論員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