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佟麟閣與趙登禹兩位以身殉國的將軍，對“抗日雄師”29軍軍長宋哲元的歸結則要稍微復雜一些，爭議之一是：對于盧溝橋事變，他幻想和平解決，因此缺乏作戰(zhàn)準備，導致平津很快陷落。但后人為宋哲元蓋棺定論，考慮他一生大節(jié)，仍然尊稱他為抗日名將。

　　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惠蘭是宋哲元的外甥女，也是宋氏一脈在國內僅有的幾個至親之一。李惠蘭教授畢業(yè)于津沽大學，一直都在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與當年一些抗戰(zhàn)名將及其后人相熟，因此說起發(fā)生在70年前的那段歷史，在她看來，“輕車熟路”。

　　“七七事變”的時候，我只有七歲，當時住在天津，跟姥姥一起生活。我的舅舅宋哲元最孝順了，他經常到姥姥那里去，即使是去北京，他也會到姥姥那里去辭行。

　　我看遍了關于“七七事變”幾乎所有的書，我認為宋哲元是堅決抗日的，因為在1933年喜峰口戰(zhàn)役之后，他還給29軍題詞“寧為戰(zhàn)死鬼，不做亡國奴”。1936年，他又在報紙上發(fā)表談話說：軍人的本色是保衛(wèi)國家，保衛(wèi)民族，堅決不打內戰(zhàn)，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當時蔣介石調了很多人去紅區(qū)打共產黨，他堅決不去打仗。

　　29軍駐京后，常與日軍發(fā)生沖突，然后就是無休止的調停。按照舅舅的脾氣，立馬就會跟日本人打仗，而蔣介石給他的對策則是與日本人拖延，以為國防爭取準備時間。宋哲元沒有辦法，就在1937年2月離開天津回到老家山東樂陵掃墓，暫時回避，將軍務交由屬下負責。

　　“七七事變”發(fā)生后，舅舅從山東樂陵返回，7月15日，在他的寓所主持召開了29軍主要將領會議，研究當前形勢與對策。在這次會議上，29軍將領之間出現(xiàn)嚴重分歧。當時，時任天津市長的張自忠等人主和，而馮治安等人主戰(zhàn)。盡管如此，宋哲元還是毅然在16日給37師師長馮治安下達了“確保北平，迅速撲滅盧溝橋、豐臺之敵”的作戰(zhàn)命令，同時把這份作戰(zhàn)命令上報蔣介石。

　　然而，由于被大量親日分子所包圍，宋哲元仍然對和談存在幻想，從而使備戰(zhàn)不足，這恰恰中了日軍的“緩兵之計”。7月26日，在調來大量關東軍后，日軍給宋哲元下達最后通牒，要求37師在28日把軍隊撤至永定河以西。宋哲元嚴辭拒絕，同時發(fā)布守土通電。蔣介石給宋哲元下達的命令是守城3日，等待孫連仲等援兵到達。7月28日上午，戰(zhàn)斗打響，29軍奮勇殺敵，宋哲元發(fā)布了愿與北平共存亡的全國通電。

　　但是到了28日下午，北平形勢突變，當日下午3時張自忠去見宋哲元，向宋哲元表示，和談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對宋有意見，并說：“如果委員長(宋哲元時任29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暫時離開北平，大局仍有轉圜的希望。”宋哲元聽后，立刻寫下讓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長的條子，夜間與馮治安等率領部隊離開北平。而蔣介石在28日也給宋哲元下達了離開北平的命令。28日晚，37師所部全部離開北平。

　　“七七事變”后不久，宋哲元升任第一集團軍司令，兼任第一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他的四個師擴編成三個軍，當時仍在河北省作戰(zhàn)。這三個軍，一個是由原來的37師改編的77軍，一個是天津李文田在天津抗戰(zhàn)之后帶出的38師，改編成59軍，再一個就是29軍的一四三師改編為68軍。無論是“77”、“59”，還是“68”，都是為紀念七七抗戰(zhàn)而專設的番號。七七抗戰(zhàn)的所有榮譽都給了29軍了。

　　可以說，宋哲元是被擠出北平的，他心里特別難過。退出北平后，在收攏他的軍隊的時候，他的血壓已經高到180了，只能躺在汽車里打電話指揮作戰(zhàn)了。后來，他的身體越來越糟糕，由血壓高造成的腎病也很嚴重，全身浮腫，他已經不能在軍隊里生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主動提出辭職，去后方修養(yǎng)，1938年到了湖南衡山，1940年又去了四川綿陽，不久在那里病逝。

　　宋哲元(1885～1940)

　　山東樂陵縣人，光緒三十三年(1907)從軍，北洋陸軍隨營武備學堂畢業(yè)，后服役于馮玉祥部。1930年中原大戰(zhàn)后，西北軍瓦解被張學良整編，宋哲元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1935年6月二十九軍移防平津，宋哲元被推上了中日政治斗爭的風口浪尖，這以后的兩年間，他同時還出任平津衛(wèi)戍司令兼北平市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掌握華北的軍政大權，可以說達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但是經歷“七七事變”的轉折，他在事業(yè)和個人健康上經受了雙重打擊，郁郁寡歡，不久就得上了肝病，病情日漸惡化，于1940年3月回到其夫人的故鄉(xiāng)四川綿陽療養(yǎng)，4月5日，因醫(yī)治無效溘然長逝，終年54歲。(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