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七盧溝橋事變”70周年的前夕，7月2日，由中華全國律師協會與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共同發起成立的中國原“慰安婦”受害事實調查委員會，公布了中國第一份“慰安婦”受害事實的調查報告(第一階段)。報告一出，立時引起了廣泛關注，包括日本共同社在內的眾多中外媒體紛紛轉載報告或發表報道。報告中所發布的一個個鮮活而刺痛心靈的歷史史實與數據，再次揭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警示著世人前事不忘，后世之師。

　　雖然有些晚了但一定要做

　　2006年8月30日，中華全國律師協會與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原“慰安婦”受害事實調查委員會。已是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民間對日索賠指導小組副主任的康健被認命為調查委員會的執行主任。從2006年9月至2007年3月，康健帶領調查委員會的十幾名律師先后分赴山西、海南、云南、遼寧、吉林等地，就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的“慰安婦”受害事實開展全面調查。康健介紹說，這是國內首次系統地調查慰安婦的受害事實，此次公布的只是第一階段的報告，其他地區和更加廣泛的調查還在繼續進行之中。

　　之所以要做這項工作，是要對中國的“慰安婦”受害狀況做一個系統的整理。過去十幾年對日索賠訴訟，針對的只是個案的調查，然而中國在戰爭中被強征的20萬“慰安婦”到底受到的傷害有多嚴重，至今缺乏整體的了解和基本事實資料。基于此，該調查委員會希望用5年的時間調查完所有現存“慰安婦”。“凡是日本鬼子到過的地方，我們都要去。”

　　隨著首份調查報告的公布，社會反響強烈。在調查報告發布的第二天，康健一上班接到的第一個電話就是路透社記者打來的，緊接著日本共同社也打來了要求采訪的電話。眾多網友在看完報告后紛紛發表了表示聲援、憤怒、同情、支持的評論。但也有一些質疑：為什么現在才開始做這件事？在日本的3起中國“慰安婦”進入終審的訴訟案件全部敗訴、活人證陸續離開人世，即官司都輸了的情況下調查還有何用？對于這樣的意見，在康健看來，雖然事隔70年，雖然調查的開始是晚了些，但一定要做。通過調查可以盡量填補歷史的空白，同時也是為維護人權和尊嚴的需要。

　　歷史應該更清晰一些

　　參與調查的內容越多，康健的感觸也越深。從1995年才開始接觸“慰安婦”的她，也深感這段歷史和受害的事實對于大多數國人及日本的國民來說是多么的模糊。“慰安婦”們曾經一度被看作“軍妓”，身份的模糊使得世人對她們所受到的侵害難以形成統一的認識，因此，還原歷史，也是這次調查的主要目的之一。當然，做為律師，康健更希望這些工作能促進受害者權益得到維護。“將來我們會拿著這些調查來的證據和日本政府交涉。”

　　此次專項調查的范圍主要包括：居住在中國內地的當年受害的婦女；受害者本人、遺屬、證人、慰安所等。然而這項工作做起來難度非常大。

　　通過多方查找線索，調查委員會先后面對面地見過并確認身份的原“慰安婦”有30人，其他提供并確認身份的有30人，共60人，其他還有一些沒有確認身份的。調查中，也有一些令人欣慰的現象，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之路歷經十幾年的艱辛和磨煉，部分中國“慰安婦”開始轉變了觀念，敢于抬起頭來見人了。“這些訴訟、調查給她們正了名。”康健說：“她們現在精神面貌比原來好。我最初接觸她們的時候，一看你馬上就低頭，那段屈辱的歷史折磨了她們一生。”

　　除曾參與對日起訴的27名原告外，經調查證實，新發現17位“慰安婦”幸存者。在山西省的4個縣內尚有16名幸存者，海南省某縣有1名幸存者。這17位受害者當年最大的21歲，最小的年僅12歲。

　　資料未解密增加調查難度

　　調查中遇到的一個較大的困難是，到檔案館收集資料相當困難。因為這些資料都是未解密的，因此不僅要經過多個審批手續，還需要向檔案館寫保證書。康健說，調查開始以來，已經不知道寫了多少保證書了。

　　調查委員會從去年9月開始工作，今年3月結束第一階段工作，調查重點在山西省的5縣市、海南省的2個縣、云南省的6縣市。查閱的檔案資料有上百冊。每次都是一頁頁翻，地毯式地找相關線索，有時一天下來一無所獲。由于多數受害人現居住在偏遠的山區或貧困縣，因此，為見一個受害人，不算飛機、火車的時間，調查人員光在公路或山路上跑七八個小時都是常事兒。此次第一階段的調查，調查人員已經將云南滇緬公路沿線全跑遍了。

　　為了準確確認受害人的身份和事實，一個談話記錄最少需要3個小時才能完成，一般經過整理之后，一個完整的調查記錄至少需要5個小時。“這些資料都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康健說。

　　調查發現，山西省和海南省是慰安婦制度的重災區。調查還發現，日軍設立慰安所的場所包括民間會館、民宅、臨時建筑等，日軍還曾強占云南省騰沖縣的廟宇。

　　日本戰犯口供印證歷史罪行

　　此次調查發現，日本戰敗后殘留在中國的日本軍仍沿襲了隨軍“慰安婦”制度，至少保留至1947年。經查證，1945年日本投降后，部分殘留日軍曾編入國民黨閻錫山地方武裝部隊中，但單獨保留獨立建制。其中一支日軍殘留部隊編為“保安第六大隊”，該大隊曾用日文發通知，告知殘留的日本兵其在山西太原設立了1處慰安所。這一調查結果證實，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隊有組織的行為，其目的是為維系侵略戰爭。可見，“慰安婦”制度在侵華日軍中至少持續了16年。

　　繼公布新發現17名“慰安婦”幸存者之后，調查委員會同時發布了其他調查結果。其內容包括6名日本戰犯的口供，以及日軍為338名強征來的“慰安婦”進行體檢的情況。

　　6名日本戰犯都證實日軍曾經在中國東北、安徽、湖北、山西等地設立慰安所并強征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調查組在8家檔案館查閱歷史檔案及向相關證人調查時查明，部分檔案中曾記載著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的338位中國婦女的姓名，她們在1944年4月和1945年8月，經日本軍醫體檢合格后，分別押送到日軍在河南、山東、唐山、天津等地日軍駐防部隊充當性奴隸。

　　康健珍藏著一本厚厚的相冊，這是這幾年來她到山西省和海南省調查時拍到的受害者一張張飽受屈辱、憤怒的臉，每一張臉背后都有一個凄慘的故事。

　　每當她一次次翻開那段血淚浸泡的歷史，一次次走進“慰安婦”的凄苦生活時，她說：“我和我的律師團隊已經不是一個旁觀者了。但是要還原‘慰安婦’這段正在消逝的、屈辱的歷史真相，尤其是日本國內的某些勢力正在刻意模糊這段歷史時，我們更要給歷史留下一份完整的檔案，而這最需要的是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劉愛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