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平均每年從中國各地到南非訪問的公務團有200多個，公務團一般由5至6人組成，平均每人的花費大約5萬至6萬元人民幣，算下來中國公務團南非豪華游一年花費5千萬。更關鍵的是，這些人基本不事公務，基本上都是志在游山玩水。

　　(《國際先驅導報》5月28日)

　　對于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現象的治理無力，首先與目前公共財政體系的不透明和直接指向領導干部職務消費的制度不合理有關。公共財政體系存在“體內循環”與“體外循環”兩套規則，財政收入、稅收與撥款等“體內循環”雖然已經實現了收支兩條線，但由于信息不對稱、中間環節過多等因素，造成財政收入容易被中途截流挪用。而各種收費、“小金庫”、賬外賬等“體外循環”就更加缺乏有效監督。這使得地方官員有足夠多的錢用于公款旅游吃喝之類隱性消費。

　　而對于領導干部職務消費，有關部門過去出臺的一些文件，多是提出倡導性的規則，就是要艱苦奮斗，不能大吃大喝，不能公款旅游，不能公款出國等等。但僅僅停留在辨別是非標準的規則，顯然只能起到道德軟約束的表面作用。由于缺乏足夠的懲戒性，所以官員付出的違規成本相當微小，等于反向“激勵”了官員們繼續用公款瀟灑游世界。

　　為什么利用公款吃喝旅游的現象，在其他一些國家微乎其微？關鍵就在于那些國家有一整套剛性規則———對政府公共財政“入口”的控制，杜絕所謂稅收以外的各種收費項目。一個相對較“窮”的政府，沒有能力大手大腳。而以預算審議、過程監督到全程審計為基礎所構建的嚴格監管體系，對公共財政使用可以細致到一角一厘，盡可能縮小了官員在財政中“拔毛”的制度漏洞。對于官員的公款吃喝旅游行為，國外懲罰力度之高，足以讓一個官員在丑聞暴露后立即終結政治生命，要么以引咎辭職方式自動離開，要么將接受來自公眾質詢與政府問責的雙重壓力。這就難怪國外官員在高壓線面前不敢輕舉妄動。

　　反觀我國對公款吃喝旅游現象的治理，多以自上而下、而又彈性十足的行政管理為主，缺乏來自第三方的輿論監督、司法追責。假設對這些嚴重的公款消費行為以腐敗論罪，讓官員們不但烏紗帽保不住，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那么他們還能臉不紅心不跳地揣著公款周游世界么？(畢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