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或者官員對社會的貢獻并不一定比其他群體大，解決公職人員待遇終身制問題，最重要的是通過機制性的安排，把官員的行為置于民眾的直接監督之下

　　據4月23日《瞭望新聞周刊》報道，中國公職人員享受“待遇終身制”的級別在放低，人數在增加，已成為一種令民眾與官員疏離的特殊待遇，制造了新的社會不公。有關專家認為，要警惕公職人員待遇終身制的危害，應深化公職人員人事制度改革，把有關資金從這類“待遇”中轉移。

　　應該說，對于那些給社會做出過貢獻的人來說，在他們老了之后仍能保持體面的生活水準，是一個社會對這些貢獻者的回報，也是他們應得的。不過，大多數國家在制定養老政策時，都不會給退休公職人員以特殊待遇，而是納入統一的國家制度體系。公職人員待遇終身制，想來并不是因為公務員或者官員對這個社會的貢獻比其他群體(如商人、白領、農民、工人、教師等)更大。

    從人性的角度出發，每一個人都有“自利”的傾向，掌握了權力的人也是如此。說到底，這不是某一個群體“占國家便宜”的問題，而是行政權力產生“自利化”趨向的問題。

    而作為本應服務于社會大眾的公共權力，如果任由這種“自利化”選擇存在，對這個社會產生的影響將是負面的：其一，在市場經濟中，獎勤罰懶、優勝劣汰是市場本身規律的要求。而“待遇終身制”則是對市場規則、按勞分配的極大不尊重，是堂而皇之地要求按等級分配。這會使得人們更加看重權力對財富的分配，而不重視財富本身的創造，對經濟成長和社會風氣都不是件好事�，F今一些有能力的年輕人千方百計地要擠進公務員隊伍，或多或少體現了這種趨利性。

　　其二，權力的“自利化”給納稅人帶來了額外的負擔，導致新特權階層的出現。去年年底，《中國衛生產業》雜志報道，在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黨政干部群體服務的。衛生部前副部長殷大奎也透露，全國有200萬名官員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開支數百億元。

　　其三，權力的“自利化”對公務員群體也是不利的，一系列的差別化待遇，將使得這個群體與其服務的社會大眾越來越疏遠，隔膜日增。而對官員群體負面情緒的增長，會導致這個行使公共權力的群體行使對這個社會進行管理和服務職能時，面臨更多困難。

　　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權力走向“自利化”，從根本上說是權力缺乏監督所致，而不能簡單歸結為一個群體的素質問題。

   筆者認為，有兩個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一是通過客觀而公正的法律，來規范有關官員福利待遇的文件法規；二是加強對權力的直接監督，使其能夠自覺規范自身的行為。若想從根本上制止權力的自利取向，使得公務員群體能夠和其他群體平等地享受國家賦予他們的各種權利，使行政職務、社會貢獻度與行政級別待遇相匹配，更重要的是通過機制性的安排，把官員的行為置于民眾的直接監督之下，讓他們認識到，如果花納稅人的錢來為自己不當牟利，就是拿自己的政治前途開玩笑。

　　文/唐昊(廣東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