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理結婚證、駕駛證需要和學歷掛鉤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在福建平和縣，答案截然相反。據3月28日《東南快報》報道，為控制初中學生輟學率，平和縣下發通知要求，“鄉鎮、村和教育、勞動、工商、公安、民政、土地等部門對未取得初中畢業證書青少年不得開具勞務證明，不給予辦理勞務證、結婚證、駕駛證等”。

　　可對于如此荒唐之舉，平和縣有關方面并沒有覺得不妥。當地教育部門認為，這是對青少年負責，促使孩子們回到學校讀書。然而，作為政府，如果做什么事都只追求“目的正確”，無視法律，無視公民權利，無視程序公正，這樣的邏輯實在可怕。

　　平和縣政府秘書科一位負責人更發出“驚人之言”，稱“該文件不是公開信，只發給鎮政府、學校等相關部門”，“這樣做只是想讓做思想工作者有個憑據而已，并沒有要發給老百姓，老百姓并不可能看到這些文件。”一個與公民權利密切相關的政府文件，竟然不讓公眾知曉，如果說制定這一文件是荒唐的話，將政府文件內部化、秘密化就值得警惕了。如果平和縣有些學生并不知道通知，而選擇輟學的話，那他們今后的生活將是一個怎樣的圖景？一個正常的社會，每個公民對自己的任何行為都應該有明確的預期，若涉及公民權益的規章制度不能充分公開，那我們的生活將時時面臨無所不在的陷阱。

　　如果把“沒有初中畢業證不能辦結婚證”這一事件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下，其背后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邏輯更值得反思。對于當下一些社會問題，某些政府部門把責任推給公民，通過各種方法額外增加公民的責任和義務，而對相關的政府責任缺乏認真反思。以初中輟學為例，之所以問題嚴重，原因非常復雜，比如學校對畢業證發放把關不嚴格，即使不上學，花錢就能辦證；在應試教育體制下，初三的課程也許并不適合一些成績較差的初中學生，這些人沒有學習的意愿；孩子上學給貧窮家庭造成沉重負擔，一些孩子不得不早一點離開學校，打工掙錢……可見，輟學是個人的選擇，但也有很多是制度和環境的產物，其責任人就是政府。

　　像平和縣這樣，面對問題時，轉嫁政府責任，隨意給公民權利套上枷鎖的例子，并不少見。例如，低保審核是極其繁重的工作，因此，有些地方政府部門制定了千奇百怪的門檻，如養寵物、用手機者不能享受低保等等；此外，還有一些侵犯公民隱私，傷害個體尊嚴的低保公示、低保聽證會也在進行。

　　而在許多國家，對此主要是事后監督，即公民申請低保的審核手續寬松，但事后若存在騙保行為，那違法成本極其高昂，如此一來，低保審核難題也就不存在。但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很少去反思和改革現有的低保制度，卻設立一些奇怪的門檻，要求低保申請者自毀尊嚴、自證清白。

　　一個社會無疑需要公民的責任擔當，但轉型期的許多問題千頭萬緒，更需要政府的責任擔當。若政府部門動輒當“逃兵”，將義務轉嫁給公民，那既無益于問題解決，也會動搖政府的民意基礎。并且，即使是公民的責任擔當，也不能通過政府強制的方式來實現，公權力本質決定了，它應更多去說服公民。如果僅僅因為要制止某些公民不負責行為的“小惡”，而濫用權力，那將是更大的“惡”，實不足取。(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