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事例：搶劫殺人賠5萬判死緩

　　陳斯拿出一封感謝信給記者看，信是一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寫給案子的主審法官謝冠東的。在陳斯看來，這個案子很具有典型性。

　　2005年11月1日21時許，被告人王某、賴某、周某搶劫并致被害人蔡某死亡。在檢察機關提起刑事訴訟的同時，被害人的家屬也依法提起了附帶民事訴訟。

　　蔡某是家里惟一的勞動力，上有年近八十歲的母親，下有正在讀書的女兒，該案的發生直接導致這個家庭陷入困境，女兒也因此面臨失學……謝冠東了解到被害人蔡某家的這些情況后，多次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細致的調解。

　　謝冠東告訴記者，指導他調解此案的思想就是司法為民的原則和案結事了的理念。

　　經過不懈的努力，雙方終于就民事賠償達成一致的意見。被告人王某家屬先行賠償原告5萬元人民幣，原告對此結果表示滿意。同時被告人也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了深刻的懺悔，表示要痛改前非，并積極對被害方作出賠償，獲得被害方一定程度上的諒解。最后，法院依照法律對被告人王某作出一定程度的從輕處罰，一審判處王某死刑緩期執行。

　　“還有一些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中，被害人親屬基于自身經濟條件的考慮，主動與被告人進行賠償協商，在得到被告人的賠償后，與被告人達成諒解，并請求法院對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陳斯說，遇到這種情況，法院從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關系，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角度，在適用法律時，最終會體現法律的人文關懷。

　　相反聲音：有違公平公正原則

　　然而，法院這一做法，也引來不同的聲音，這就是陳斯所稱的“誤解”。

　　記者在東莞街頭隨機采訪后發現，這種誤解在非法律職業群體中，比率還挺高。

　　IT業者李西櫟用“氣憤”二字概括了他的感受。“我的鄰居無照駕駛撞死一個騎自行車的人，要坐牢，后來調解花光了他所有的錢，大概十幾萬，就沒事了。這樣看來，罪犯該接受什么樣的懲罰決定因素就是錢，而不是事件本身，難道交不起錢就不給減刑？主動悔罪是可以裝的，但減刑是真的，這就是問題所在，還是錢在作怪。”

　　企業會計杜青則擔心，受害人的權利受到了同樣的侵犯，但施害者接受的刑罰卻因為“錢”而有所區別，這是否與公平公正的原則相背離？是否會造成有錢人犯罪無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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