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棗莊市市中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負責人在給躺在病床上的趙克超頒發1000元“委屈獎”。6月5日晚，工作人員趙克超在執法過程中被人打傷住院。該局因工作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做到“文明執法、微笑服務”而受到委屈的，一律頒發“委屈獎”。據悉，從去年初至今，共有7人領到了“委屈獎”。 中新社發 吉 喆 攝

　　中新網8月18日電《澳門日報》8月18日發表社論《城管執法考驗地方行政》說，湖北和浙江對城管和城市商販出臺的新舉措，使城市的管理逐步走向規范化和法制化，是科學、務實和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理念，是城市切實落實“以人為本”的善政，值得各地學習和推廣。

　　社論摘錄如下：

　　湖北省建設廳日前在全省文明執法教育活動情況交流會上表示，將城管執法人員工資和裝備保障納入參照公務員管理范疇，實行全額撥款，避免亂收費引發的糾紛。這種讓城管不再靠“創收”吃飯，使城管工資由財政全額撥款，同時市政、環衛維護經費和城市管理執法經費等均由財政負擔，斬斷了城管利益鏈條，將可成為規范城管隊伍和打造文明城管的釜底抽薪之舉。

　　就在上月底，重慶市渝中區三名城管發現有人占道擺攤，遂準備暫扣違章車攤，擺攤者不準城管將車攤拉走，雙方發生爭執。在圍觀群眾的指責下，城管暫時放棄收繳車攤。卻有一名城管趁擺攤者不注意，拳擊其胸部，導致其搶救無效死亡。這是繼今年初湖北天門的魏文華被城管集體毆打致死后，又一位因為城管暴力喪生的公民。

　　近年來，公眾對城管的印象甚差，指責、憤恨、痛罵不絕于耳。東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局長賴源順也承認：“在很多地方，城管的信譽很差，被罵成是土匪。”城管部門的蠻橫、僵硬和目無法紀是其根源。人們分析過往許多事件和沖突，基本上都是由城管執法所引發的：當城管發現商販占道擺攤時，不是以教育為主，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就將人家的蔬菜、水果和三輪車等賴以生存的工具往執法車上扔，這顯然是在奪人家的飯碗，商販當然不能容忍；當圍觀民眾提出異議時，不是給予解釋和說明，而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你沒給我“面子”，就要你嘗嘗拳頭。

　　事實上，內地自從一九九七年啟動城管綜合執法改革試點以來，城管執法引發的問題就從未間斷過。城管暴力執法，或遭遇暴力抗法的消息不時見諸報端，而每當發生類似事件，輿論除強烈譴責施暴者的暴虐行徑、要求追究相關方面及人員的行政和法律責任外，無一例外地將反思的焦點指向城管執法。

　　長期以來，城管在法律和體制上都是有實無名，經費上不能保證、人員編制上沒有嚴格規定、自身管理上無法可依。許多地方的城管部門屬于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人員招募的門坎過低，使得城管不得不設法創收，各種違法濫權也就成為必然。加上大量素質低下的社會人員混入城管內，權力非但未受約束，甚至越位濫用，以致將權力當暴力用，嚴重損壞城管的聲譽。

　　各地方政府對城管部門的經費大多實行差額撥款，即城管部門的經費由兩方面構成，一是財政下撥的部分人頭經費，另一則是從全年罰沒款項按一定比例返還。因此，收費及罰款的多少，不僅關系著城管部門的辦公經費是否充裕，更直接與城管個人的收入和福利息息相關。正由于有著巨大的利益因素，導致許多地方城管將收費指標化、人頭化，城市管理異化，亂收費、亂罰款現象層出不窮，直接激化了城管與民眾間的矛盾。

　　因此，實現城管執法人性化，是政府應予認真思考的首要問題。城市的商販主要由下崗職工、無業者、進城農民和城郊菜農、菜販組成，大都是小本經營，為社會的弱勢群體。作為“執政為民”的政府，對弱勢群體就應實行人性化管理，應以教育疏導為主，而不是施以強勢。

　　本月初，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決定將“給小商販臨時經營場所”納入地方性法規，指出政府對待小商販不應一味“圍追堵截”，應給予他們提供一定的謀生空間。城市路邊商販的存在，不僅是該群體自身的生活需要，也體現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生活需求，更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是城市服務功能的組成部分。作為具有現代城市管理和發展理念的城市，就應懂得對城市商販的寬容，懂得如何發揮商販們的積極性，以增強城市的生機和活力，同時又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為商販亂設攤點而帶來的不良形象和影響。

　　湖北和浙江對城管和城市商販出臺的新舉措，使城市的管理逐步走向規范化和法制化，是科學、務實和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理念，是城市切實落實“以人為本”的善政，值得各地學習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