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歷史依據(jù)不能避而不談 中國主權無可爭議

　　時至今日，我們看到的關于解決南海問題的言論，包括希拉里在東盟論壇外長會議上的發(fā)言，都是所謂的國際法和海洋法依據(jù)，對于歷史依據(jù)卻三緘其口。

　　這使筆者想起了l893年時任法國駐華公使李梅寫給法國外長德維爾的兩封信中關于回避中國主權歷史依據(jù)的策略：“至于廣東段的那個爭議區(qū)，我則避而不提。”

　　何以會“避而不提”？因為中法戰(zhàn)爭后，清王朝應法國殖民者要求，不僅放棄了越南保護國的身份，使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還答應與法國就中越邊界進行劃界。

　　法國殖民者為劃界做了充分的實地調(diào)查和文獻調(diào)查，在大量詳實的歷史依據(jù)面前，李梅說： “不能否認，清朝的主權近代已擴大到緬甸、暹羅、尼泊爾和大量比老撾距中國邊境還遠得多的地區(qū)：不能否認，清政府的檔案館中有大量關于臣屬關系的證據(jù)，很容易找出來。”他說： “我的看法是，有必要認為清政府是對的。我想這亦是德拉納桑(時任印支總督)先生的看法。”當然，為了法蘭西的利益，他采取了有條件回避對中國有利的歷史依據(jù)的策略。無獨有偶，與法國駐華公使李梅相隔80多年的美國人塞里格哈里森，在 1977年出版的《中國近海石油資源將引起國際沖突嗎？》一書中，對中國主權的歷史依據(jù)得出了與李梅同樣的結論。他說，“中國控制南海的決心是受到法律和歷史論據(jù)的支持的，這種論據(jù)和其他有關國家的論據(jù)相比，有同等的或更大的說服力。”“對于大部分南海，北京說話很可能是算數(shù)的。中國的要求盡管似乎太極端了，但在中國人眼里，這些要求看來是有歷史記錄證明為正確的。”

　　不無巧合的是，“避而不提”歷史依據(jù)的策略在近十多年來的南海問題上悄然盛行。不僅南海相關國家回避歷史依據(jù)，大談其擁有相關島礁灘的法理依據(jù)。就連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也在越南召開的東盟論壇外長會議上鼓噪用國際法解決所謂的南海爭端。

　　試問，沒有史實基礎的法理依據(jù)能夠解決所謂的南海爭端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因為無論在世界哪個地方，無論在什么樣的文明階段，無論是國際法還是國內(nèi)法，“以事實為根據(jù)，以法律為準繩”都是不變的原則。沒有了歷史依據(jù)即事實依據(jù)，任何法律的適用都會失去其定性和裁判的基礎，都是空中樓閣，更不會有公平公正。同理，任何違背或者故意混淆事實和史實的行為，都是對國際社會更是對本國人民的不負責任。更何況，中國對南海的主權同樣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據(jù)。

　　與中國南海主權的歷史依據(jù)相適應，已故著名海洋法專家趙理海先生就南海諸島主權屬于中國提出了4項原則：

　　發(fā)現(xiàn)原則：賦予發(fā)現(xiàn)者以排他的權利，中國最先發(fā)現(xiàn)并利用南海諸島：

　　先占原則：占領者所占領的必須是無主土地，周邊國家搶占的南海的島、礁、灘是中國的領土，這種搶占是無效的：

　　禁止反言原則：對事態(tài)明白無誤的表述一旦確立，就應承擔由此而產(chǎn)生的一切國際責任。周邊某國的教科書、世界地圖和領導人的聲明，曾反復承認中國對南海的主權：

　　時際法原則：事實的法律意義應該根據(jù)事實發(fā)生時有效的法律來決定，中國對南海諸島和相關海域擁有主權早于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制定和簽訂的時間以千年計。用一個新法律去否定千年的史實是滑稽的，也是不公平的。

　　筆者認為，趙理海先生提出的這4項原則的和平性、公平性和公正性，都是現(xiàn)如今盛行的充滿戰(zhàn)爭危機的“實際占有，有效控制”原則不能望其項背的。

　　“實際占有，有效控制”原則意味著可以打破現(xiàn)狀，對所謂未能“實際占有”和“有效控制” 的有主土地進行蠶食或重新瓜分。這種規(guī)則對于愛好和平，特別是希望用和平方式維護領土完整的國家是極不公平的。

　　毋庸諱言，與周邊國家相比，中國更有實力對中國南海 “實際占有，有效控制”，然而中國至今未像英國那樣，因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歸屬問題橫跨大西洋，對阿根廷拔刀相見。

　　誠然，中國為了“擱置爭議，頭同開發(fā)”的承諾，曾經(jīng)對自己擁有的歷史依據(jù)和法理依據(jù)保持了緘默，容忍了相關周邊國家與他國對南海的共同開發(fā)。中國是禮儀之邦，中華民族愛好和平也樂于助人，哪怕是在自己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如果受助之人不健忘的話。

　　但是，中華民族的謙讓并非沒有底線。筆者認為，流傳了 2500多年的《詩經(jīng)》里有3段話，不僅能夠概括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而且能夠表明這個民族的謙讓底線。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詩經(jīng) 衛(wèi)風木瓜》)這是大國風范。從中國歷代帝王與鄰國的和親政策到鄭和的和平航海等等，無不表現(xiàn)出這種大國風范。但是這種大國風范并不等于容忍對象國不顧我之感受一味索取，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詩經(jīng) 魏風碩鼠》)這是忍耐限度，同時也是大國姿態(tài)。除此之外，中華民族還有大國尊嚴， “我心匪石，不可轉(zhuǎn)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經(jīng) 邶風柏舟》)南海不僅有中國的大國尊嚴，更有人口眾多的歷代中國人的生存需求和勤勞勇敢。忍無可忍可能終將無須再忍。

　　筆者想借用英國人內(nèi)維爾馬克思維爾1999年4月10日發(fā)表在印度《政治與徑濟》周刊上的《中印邊界爭端反思》一文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馬克思維爾在深刻分析了中印邊界爭端的始末后說：1962年的邊界戰(zhàn)爭并不是中國對印度的武裝侵略，印度制造了邊界爭端，中國的武力反擊從戰(zhàn)略上和政治上說都是有正當理由的，印度的政策的確使北京沒有其它現(xiàn)實的選擇余地。

　　反觀今日之南海，這種無視歷史事實制造領土和海域主權爭端，破壞和平的現(xiàn)象，不能夠一再發(fā)生在愛好和平的中華民族的身上了。(環(huán)球時報作者孫小迎 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