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少離多的特殊生活

　　港人羅先生的家庭，屬于典型的深港跨境家庭。

　　從小區居民記憶中拼湊的記憶碎片顯示，羅先生平時很忙，只有在周末的晚間才會回到深圳與家人小聚；而妻子朱女士沒有工作，是個愛打扮的活潑漂亮女人。“一般在家中帶孩子做家務，偶爾會打打麻將，就在前幾天，她還新染了個頭發，在小區里蹦蹦跳跳地問人好不好看。”一名熟悉朱女士的鄰居告訴記者，由于這家人家境寬裕，還頗受他人的艷羨。

　　這是深港跨境家庭的典型生活模式。港人出外工作賺錢養家，妻子在家中主持家務，撫養小孩。除了夫妻聚少離多外，這應該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但就是這個外人看似美滿的家庭，卻在10月下旬的某一天，選擇了集體死亡。當月30日中午，羅先生一家三口被發現死于家中，目擊者說，三人躺臥床上，在身邊放著一個炭盆。街坊說，從床邊放有炭盆這個細節來分析，這家人是在家中集體“燒炭”自殺。在香港，一些自殺者會選擇在封閉場所燃燒木炭自殺。

　　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這個家庭滑向絕境，已很難查知。11月2日，香港工聯會深圳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特意前往羅先生居住的小區，向其他港人家庭散發有關宣傳資料，疏導其他港人的心理陰影。

　　工聯會工作人員表示，這個家庭的集體離世，折射出跨境家庭的尷尬現狀。“相比香港本土家庭來說，跨境家庭很脆弱。”這名工作人員說，文化背景、思維方式、經濟基礎的差異，各個方面的問題，都容易引發家庭成員的沖突。

　　羅先生的鄰居告訴記者，在過去兩個月，他不時聽見羅家傳出爭吵聲。另有知情人士表示，這對夫婦選擇死亡，可能與其中一方感情生變有關。

　　錯綜復雜的跨境婚姻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副總監張玉清分析說，香港男人和內地女人長期在一起生活，雙方適應會有困難。“那些女孩不是深圳人，她們本身適應深圳就有困難，在深圳無親人，朋友也不多，沒有社交資源。”張玉清說，而香港人在深圳也是外地人，盡管只隔著一條深圳河，但是港人對于深圳的許多現實情況不了解，也會帶來很大的壓力。

　　“而當這樣的一對夫妻結合后，兩人會出現文化上的差異，思維方式的不同，這里面又會引發矛盾，所以跨境家庭多爭吵，這都是正常現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心理咨詢師秋云在接受采訪時說，有些跨境夫妻甚至是“先上車后買票”，相處很短就結婚了，往往是結婚后才發現對方并不合適自己。

　　據分析，在深港跨境家庭中，最大的問題在于雙方聚少離多，夫妻雙方無法充分地溝通，一旦發生問題，雙方由于觀念相差太大，感情基礎薄弱，很容易引發激烈爭吵。

　　張玉清告訴記者，跨境婚姻非常復雜，在出入境方面，男方在香港，女方在深圳，當小孩去香港讀書后，妻子也希望丈夫能把她遷到香港，但這需要丈夫的配合。有些香港男人，害怕妻子移民到香港以后，會離婚跑掉，因而不愿意給妻子辦理移民，由于雙方信任度不夠，女方又往往處于被動狀態，因此很容易引發矛盾。

　　孤立無援的生活狀態

　　在深圳的跨境家庭，由于男女雙方都屬于外來人口，政府對這個群體的關照也相對較少。對于香港居民來說，在香港可以享受醫療、教育、綜援等福利，但港府有規定，主要提供給居住在港的港人，不會跨境支援在內地的港人。

　　而港人和他的配偶，由于不是深圳戶籍人士，深圳戶籍人口享受的教育、醫療等福利也無法享受，因此當這種家庭遭遇經濟困境時，會處于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

　　秋云分析說，內地女性在與港人結婚后，因放棄工作而失去經濟來源，因為在深少有朋友，她們往往會把香港丈夫視為唯一的依靠，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交付給香港丈夫。

　　“如果對方在這種情況下背叛自己，就會因為看不到出路而選擇孤注一擲，甚至同歸于盡。”秋云說，

　　張玉清建議，在深圳既然有如此多的跨境家庭，而且這些人群也是影響深港兩地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兩地政府都應該引起重視，否則羅先生一家的悲劇，將有可能再度在深港發生。

　　“香港的社工制度很完善，這些社工可以深入到基層家庭，一方面可以疏導具體家庭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導政府部門解決具體家庭遇到的問題。”張玉清說，在香港，當一個家庭出現問題時，會去找朋友、家人和社工傾訴，有特別多的渠道去發泄壓力。另外，香港人經濟要寬裕些，因為有政府福利。當出現家庭暴力時，也會有社會服務，甚至提供女士的暫住服務。

　　而在深圳類似的家庭服務就非常缺乏，港府和內地政府都做得不夠。張玉清說，他們現在已將香港義工引入深圳，但人數很少，她希望深圳市能夠盡快將社工引入到基層，以疏導各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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