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有關穩定房價的議題，上至國務院總理，下到各地方代表及省部級領導均表達了空前一致的共識。透過“兩會”眾多委員和代表的發言，我們發現一個較為具有傾向性的觀點是，原來住房政策設計的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的住房供應體系，應向商品房、保障性租賃房這一“雙軌制”的趨勢演化。

　　早在1998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中提出，未來我國住房供應體系：商品房主要面向中高收入家庭，特別是高收入家庭；經濟適用房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廉租房主要面向較低收入的困難家庭。由此不難看出，經濟適用房本意是解決特定收入階層的一個住房保障環節。

　　客觀地說，這一政策制定的初衷是美好的。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在執行過程中嚴重走樣。首先，對于中低收入家庭的標準無法科學合理的甄別與核查。使得一些中高收入家庭渾水摸魚。由此，一個常見的怪現象是，寶馬、奔馳豪車扎堆經濟適用房小區。其次，經濟適用房的定位出現偏差。這種偏差一是體現在價格上，二是體現在建設規劃上，三是體現在供應人群上。在一些城市，所謂的經濟適用房并沒有比商品房低多少。在建設規劃上，有的城市將經濟適用房建成了豪宅。第三，經濟適用房所供應的對象亦是受到詬病較多的話題。由于經濟適用房多少隱含著政府補貼(主要是土地轉讓價格方面)，因此其房價較商品房要低許多。那么，誰能買誰不能買很容易引發利益再分配不公。

　　正是出于對經濟適用房在操作層面上的難以把握，許多“兩會”代表、委員建言干脆取消經濟適用房，加大租賃型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與此建議不謀而合的是，一些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已開始有所動作。北京市城市建設規劃主管官員透露，公租房已經被納入了政府的政策體系。通過政府財政對公租房建設的投放，北京市今年公租房建設面積將超過去年，年內將在城鄉接合部建設超過5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

　　如果趨勢判斷，在一定的時間內租賃型保障性住房將成為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所要做的事是，首先要厘定房屋租賃的價格區間與租期的約定。中國城市居民之所以寧愿買房當房奴也不愿意租房，一方面是由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居則安、有產則寧”的觀念使然，另一方面房租賃價格變化以及租期的不確定性也讓人產生一種不安定感。可以想象的是，假若政府提供的保障性租賃住房數量足夠多，并且在租金與租期方面相對明確和固定，可在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中低收入民眾的生活保障預期，進而大大緩解社會大眾住房難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