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尹中立先生在《上海證券報》上老調重彈，認為“國家應強制規定一個家庭同時擁有多套住房的(不論是商品房還是福利房)，應在未來三至五年內將多余房產全部出售。逾期未出售的，國家將額外征收土地資源占用費和所得稅，征收標準應與購房者所購套數掛鉤，實行累進稅制。”

　　之所以是“老調重彈”，是因為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學術委員會主席陳祥福在提案中倡導“一對夫妻擁有一套房子”，呼吁對“一戶一房制”之外的房子，國家進行回購。這個不著調的建議馬上引起輿論的爭議，最后陳專家不得不出來“修正”說，他的“一戶一房”指的是一對夫婦只能擁有一套福利房。

　　可尹先生并沒有看到前車之鑒，反而危言聳聽地說：“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人追求家庭穩定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美國人可以租房過一輩子，中國人是難以想象的。如果我們今天不能讓大多數中國人擁有自己的住房，則在未來遇到重大社會事件時，這些人很可能就是最先走上街頭的人。”

　　尹先生發言之前真該去看一看香港。香港人也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也一樣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然而，香港人有大約三分之一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廉租房)里，六分之一的人從政府手里購買居屋(相當于內地的經濟適用房)。總體上看，約一半人在政府的資助下解決了住房問題。這些人不僅沒有像尹先生形容的走上街頭，而且安居樂業，即使遭遇亞洲金融危機也安之若素。不僅如此，香港房價之高居世界大城市前列，但是，香港人卻從不嚷嚷說一戶只能有一套房。

　　通讀尹先生全文，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其所謂“一戶一房”政策構想，就是人人都只能擁有僅供自住的房屋。即使“有條件允許部分家庭擁有第二套住房，如第一套面積過小、子女成年、贍養異地父母、工作調動等特殊情況”，這所謂的第二套房也是純自住，社會上將不再有任何一套可供租住的房屋。

　　這樣，問題就來了！雖然尹先生設想，“國家應明確規定，大中型城市未來新開發的商品房只向本市居民和在本地擁有正常職業的個人或其家庭出售，其他無正當購房理由的投資者不得購買。”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啊，那些新進城的農民，那些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養活自己都困難，一下子哪里拿得出多少錢來買房？這里面的人數有多少？有關資料說，進城農民已有1.5億，每年失地農民還在以200萬的人數增加。而每年畢業的大學生人數則有四五百萬，其中一百萬處于待業狀態。此外，還有一部分剛剛調動工作、剛剛辭職到另一個城市尋找發展機會的普通職員，他們不可能像跨國公司高管一樣住賓館酒店，或者人未到先讓公司買好房。那么，這些超過全國五分之一的流動人口，他們住哪里好呢？也許應該在各個城市乃至鄉村設立大大小小無數的收容所或者叫做救濟站，讓他們睡大通鋪，由政府掏腰包。否則，不要等尹先生們所擔憂的“遇到重大事件”，近兩億人也早已經涌上街頭了！第一步自然僅僅是露宿街頭，但下一步，他們會在街頭干什么？

　　看來“一戶一房”是個曠世未有的偉大構想，真正實施起來還得有許多配套措施，比如：必須規定夫妻不準離婚，農民不能離開原居住地到城市打工，大學畢業生如果買不起房就只能回原籍工作，等等。不出半年，想必是全國經濟一片蕭條而民情洶涌。我倒相信該構想如果真正變成政策，中國的離婚率一定是世界第一，人民的智慧不是用來創造幸福，而是相當一部分用來和政府斗智斗勇捉迷藏……它以侵犯公民合法財產權為始，以經濟社會的混亂和蕭條為終。事實早已證明，那些反市場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絕對不會給社會帶來真正的富裕幸福，它們是美麗的罌粟花，外表華美而內中劇毒，它絕不可能成為挽救高房價的靈丹，而只可能是破壞社會發展的毒藥。(童大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