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不僅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也迎來了知識分子的春天！”撫今追昔，78歲的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求是》雜志總編輯邢賁思由衷感慨，“從那以后，知識分子獲得了第二次解放，有了充分的話語權，發揮聰明才智的舞臺越來越廣闊。”

　　邢賁思說：“前后對比，可以說是兩重天。‘文革’期間，不公正的待遇倒在其次，最痛苦的是被剝奪了話語權。那一段時期，知識分子動輒得咎，想說的話不敢說，不愿說的硬逼著你說，大家只好選擇了沉默——整個知識界可以說是死氣沉沉。哀莫大于心死，我在那10年一篇文章都沒有寫。”

　　冬去春來，萬象更新。“我作為社會科學界的代表，也參加了那次全國科學大會。”邢賁思回憶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聽了鄧小平同志的這些重要論斷，大家確實感到：我們的國家又有希望了，知識分子的前途越來越光明了！” 

　　自此，春風勁吹、暖人心懷：1978年5月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破除了長期以來的思想禁錮；十一屆三中全會響亮地提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知識分子揚眉吐氣；之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高考和職稱評審得到恢復、工作條件得到不斷改善……“黨和國家為知識分子重新搭建起發揮聰明才智的舞臺，大家的精神狀態有了很大改變，重新煥發了青春。”邢賁思激動地說。

　　他告訴記者，那幾年是他從事哲學社會科學以來，寫文章最多的一段時間。從1978年到1982年，僅在《人民日報》上就發表了20多篇。“不光是我，文藝界、理論界、自然科學界……各條戰線上的知識分子都‘重操舊業’，干勁十足、碩果累累，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談到這里，邢賁思說：“‘雙百’方針雖然是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就提出來了，但真正全面貫徹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現在，不僅輿論環境非常寬松，表達意見的渠道也非常之多，各種意見都可以發表——這在改革開放之前是很難想象的。”

　　“從‘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到‘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再到人才強國戰略，說明黨和國家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作用的認識更加到位，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邢賁思認為，特別是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為知識分子施展才華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天地，創造了更為優越的社會環境。

　　“目前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話語權最為充分、輿論環境最為寬松、各種條件最有保障的時期，對廣大知識分子來說，千載難逢、機遇難得。”邢賁思情真意切地說，“面對前所未有的好形勢，我覺得我們應該對自己有所要求，自覺增強自律意識和創新意識，更加努力地工作，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祖國和人民的精神產品，更好地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貢獻。”  記者 趙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