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生源比例逐年減少

　　據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分析，目前我國城市和農村人口比例基本上對半分，理論上在校農村大學生和城市大學生比例也應該達到1:1。然而現實卻是1:4.65。聯想20世紀80年代的這個比例還處在1:2的位置，說明在連年 “擴招”的背景下，農村學生在大學中的比例大幅下滑了。

　　由于大學生的社會階層背景與高中生的基本相近，因而農村學生進入大學的機會也成為高中教育機會狀況的直接延續。農村在校生比例下滑的第二層含義，體現在農村生源不足大學在校生總數1/5的分布狀況。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調查表明，包括“211工程”序列在內的國家重點大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招收的新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呈下降趨勢：清華大學的農村在校生比例從1990年的21.7%降至2000年的17.6%，北京大學的農村在校生比例從1991年的18.8%降至1999年的 16.3%，北京師范大學的農村在校生比例從1990年的28%降至2002年的22.3%……此外，一些重點大學學生處每年統計的貧困助學人數的升降曲線，也可以證實農村生源比例在逐年減少。

　　大學連年“擴招”中新增的農村生源主要分布在哪里？課題組的另一項統計提供了答案：僅在2001年至2003年，若干非重點的地方院校中農村在校生比例就從55.4%上升到了63.3%。這些調查共同證實：進入重點大學與進入重點高中的競爭一樣，農村學生都少有勝出的機會。有學者提出，現實中存在的大學入學機會的差距，在相當程度上就是高中階段機會不均等的一種累積。“農村在校大學生比例逐年降低”已經引起從溫家寶總理到普通民眾的廣泛關注，相關職能部門應該拿出一些有效措施逐漸扭轉這種不公平的局面。

　　廣東的一位社科學者說，導致這一連串機會不均等的合理歸因，與其說是城鄉收入差距的加大，不如說是農村教育水平的落后。他認為，教育資源配置向城市傾斜、向社會優勢階層傾斜的現實，表明教育政策需要作出調整。優質教育資源在為哪些人服務，這個問題提出的積極意義，還在于提示有關部門眼下可以推出一些補救性措施，比如通過加強農民工職業培訓、剩余勞動力培訓等，來補償優質教育資源曾對他們的疏離。

　　重點校成為一大障礙

　　如果說當今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大勢所趨，那么重點校及其擇校收費制度就是一個大障礙，因為它明確地把權學交易、錢學交易制度化，即可以用公權、金錢來交換教育機會。這種交易在20世紀90年代初還是偷偷摸摸進行，到后來一個“愿打愿挨”的所謂市場規則主宰了政策，并首先從允許重點高中收取擇校費的“三限”開始。

　　21世紀教育研究院楊東平院長指出，義務教育階段理論上是禁止擇校的，但現實是名校都在收高額的擇校費，其中北京的知名小學比重點高中的收費還要高。由于教育行政部門長期聽之任之，不加規范，使名校收費日益肆無忌憚。繼2008年8 月《法制日報》率先揭露北京中關村三小收取擇校費過億元校長受拘押后，2009年3月又有新華社報道廣西大學附中收取擇校費1600萬元，領導班子所有成員被起訴并受到法律懲處。

　　有學者認為，重點校制度便于讓社會優勢階層優先獲得優質資源的導向，必然會加劇社會階層間的矛盾沖突，積聚潛在的社會風險。解決義務教育階段均衡發展問題的所有途徑，都不能背離讓所有的社會成員在社會發展中獲益。從科學發展觀出發，教育通過提供政策服務的客觀效果，要與民眾的主觀感受保持一致。

　　今春全國兩會期間，會場內外呼吁強化政府責任，限期治理“擇校熱”的聲音此伏彼起。具體涉及制度層面的改革建議，包括取消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取消擇校費制度、改革“小升初”錄取及中考制度、建立政府依法治教的問責制度等幾大方面。與重點學校做大做強相關的是諸多部門利益的糾葛(比如權勢部門與其“共建”)，治理“擇校熱”必然觸及既得利益方，可嚴峻的形勢已不允許教育行政部門有任何的回避與掩飾。

　　朱清時委員在今春兩會期間提出，所謂取消重點學校，并不是要解散它，而是指不要再把各種優質資源都往重點學校集中，其中最主要的優質資源是好的老師，新的制度設計要讓好的教師流動到薄弱校、流動到農村去工作。教師不流動，教育公平是做不到的。

　　怎樣讓老師流動起來？他說，歐洲和日本的一個辦法就是把教師變為公務員。既然是公務員，享受國家的相關待遇，就必須承擔義務，服從調動，即在城市與農村學校間5年一輪崗。當然也不是一下子把所有教師都轉為公務員，而是分期分批逐漸增加中小學教師公務員的數量。比如先把一部分優秀教師和新上崗的青年教師轉為公務員，讓他們流動起來，就會促進城市和農村薄弱校教學質量的逐步提高。

　　好政策須落實好

　　即使是與時俱進的好政策，在操作環節上沒有拿捏好分寸，也會事倍功半。一項簡稱“ 撤點并校”的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改革，迄今推行8年逐步實現著其擴大學校規模、優化資源配置的初衷，同時，農村學生因上學難而輟學增多、學校大班額難以保證教學質量、寄宿制學校后勤配套建設滯后、政府對農村空殼校處置不善等問題也相繼產生。今春兩會期間，廣東農民出身的全國人大代表楊月娥披露：“學校撤并，孩子們不得不去鎮上上學，一些孩子離家二三十里，車費、住宿費、伙食費，一年保守就要1000元，實際上反而加重了農民的經濟負擔。”

　　2007年，就這個被輿論解讀為“強行撤并”政策導致的一系列問題，教育部在回復中要求今后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要按照實事求是、穩步推進、方便就學的原則實施，農村小學和教學點的調整，要在保證學生就近入學的前提下進行，在交通不便的地區仍須保留必要的小學和教學點，防止因過度調整造成學生上學難和輟學。

　　應該說，無論是“一刀切”式的調整過度還是配套措施不到位而導致的問題，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特別容易引起農村家長的怨言。然而適度調整所帶來的兩大好處也顯而易見：一是有助于優化師資力量，逐步消除農村中小學教育的“先天性貧血 ”,促進城鄉教育機會的起點公平；二是對大量因學生跟父母進城而造成“空殼化”農村學校的撤并，也有助于促進農村教育資源的優化組合。伴隨未來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有效配置農村教育資源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且不要埋怨這項政策制訂之中考慮欠周全，也不要埋怨一些地方在操作時“跑了偏 ”，當務之急在于現實的問題如何解決。北京師范大學一位教育管理方面的學者認為，既然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的初衷不容置疑，那么這項由教育部門主導的改革所產生的問題，就需要由當地公共財政的投入向優化組合后的學校再傾斜一步，比如配備校車,每周一次免費接送偏遠地區學生往返；比如把廢棄學校改造成鄉村公共文化場所,實在難以利用需拆除的，應以立碑形式對當初捐資者作出交代；還比如對被整合到寄宿學校的家庭困難學生發放生活補助等。

　　“行百里者半九十”，以上建議的財政補救措施對以最低成本解決撤并所導致的實際問題至關重要。否則，遲遲得不到解決的問題不斷“發酵”足以使調整后的農村學校“進退兩難”，這項好端端的政策勢必成了積重難返的“半拉子工程”。(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周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