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省政協近日召開的座談會上，廣東省教育廳黨組副書記譚澤中透露，深圳一個處長職位，竟有40個教授來爭。有人說，這是過分崇拜做官了，是“價值單一化”。

　　無獨有偶，眼下有個地方正在發(fā)動思想解放，當地領導發(fā)現企業(yè)家也熱衷于從政做官，于是呼吁企業(yè)家克服“官本位”思想，安心做企業(yè)家。按照以上思維，教授與企業(yè)家爭著做官，乃是思想觀念落后，是受了中國傳統做官思想的流毒。解決問題的辦法，自然是破除舊思想，拾起新觀念。

　　深圳一直是新思想的生長點，是新事物的溫床，引領中國歷史潮流三十年。現在居然一個處長職位有40個教授爭，如果我們指責教授們思想陳腐、觀念落后，那就不知中國還有哪里觀念先進了。其實，所謂官本位思想，說到底也不是一種思想或觀念，而是一個“生活小常識”。做官即能發(fā)財，自秦漢迄于今日，這根本不是一個觀念問題，而是赤裸裸的利益驅動。

　　當然，不排除做官在中國風光幾千年，積淀成一種崇尚做官的思想觀念、文化心理。回憶改革開放之初，政府機關收入菲薄，從商則來錢快而多。那時候，人們崇尚進“三資”企業(yè)，時興去廣東海南創(chuàng)業(yè)。大學畢業(yè)生不愿進政府機關，大小官員紛紛下海經商，試問當年官本位思想在哪里？爭官人數之多寡，正是官職利益大小的風向標。

　　40個教授爭一個處長職位，有人斷言，這是一種“學術與官位嚴重倒掛的現象”。教授與官員相比，無論在社會地位還是財富地位，都居于下風。而解決的辦法，是讓從事學術的人也能獲得社會的認可，也能獲得必要的名利。聽這話，中國社會似乎大大虧欠了教授，所以將來要給他們更多名利，以補償其損失。

　　虧欠了教授，這純屬想當然。當代中國的高等教育，收費占人均國民收入的比例名列世界前茅。高校連年大興土木，已建成世界上最豪華的校園。既然有錢建世界上最豪華校園，而且每年繼續(xù)高收費，教授待遇就不會差到哪里去。在大學做教授，現在要名有名，要利有利。40個教授爭一個處長職位，這只能說明，處長職位能夠得到的利益遠高于教授。社會并沒有虧欠教授，而是做官利益太大，比教授所得更大，屬于暴利性職業(yè)。

　　做官的利益到底多大，相比教授差幾何，并無公開而可信的數據。但教授自有他們的拿捏，比如可以合理推測，沒有受到有效制約與監(jiān)督的權力總是油水多多，這已被諸多反腐報道證實。教授與官員們打交道不少，處長給教授一個科研項目，教授讓處長讀個碩博學位，也時而有之。其他如官員坐公家豪車，享公家酒飯，自不在話下。就是在校內做個院系或部門負責人，掌握了部門資源，也是“牛”得不行。

　　破除官本位思想講了多年，迄今未見成效，而且官本位有愈演愈烈之勢。思想不難破除，觀念可以轉變，但如果做官的利益誘惑還在那里，人們就有的一爭。連企業(yè)家都想做官，更見出其中利益巨大，決非虛言。破除官本位，關鍵還是斬斷官職與肥厚油水的關系，這涉及對權力的監(jiān)督與制衡。只有沒有油水的官職，才不至于顛覆企業(yè)家和教授的自我職業(yè)認同。(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