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東省政協委員稱廣大高校存在“衙門化”問題，深圳一個處長職位，有40個教授來爭。據悉，廣東目前有兩院院士30余人，比南京大學一所學校的院士還要少。(據9月7日《成都商報》報道)

　　這讓我想起一則逸事：當年有“非漢語語言學之父”之稱的著名語言學家李方桂先生曾對“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傅斯年先生說：“我認為，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邀其出任所長的傅先生聽后，立即退后作揖；而今，卻成“40教授爭處長”。

　　不過想想，也不難理解。而今之大學，也還分什么副部級、正廳級、副廳級……所謂“廳級干部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行政級別，體系森嚴，已如一張大網，將校園套了個嚴實；一應資源，盡在行政權力一手掌控之中。中國大學，多為國有，與權力近，即與資源近……“經濟理性人”原理所決定也。

　　我們不禁要問：要是教授們都做處長去了，這學問由誰來做呢？大家都知道，“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正如北大已故校長蔡元培先生所說。而研究學問，也正如蔡先生所倡導的，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這與行政級別所要求的“下級必須服從上級”是不相容的。為了保障學術獨立性，這就決定了理應實行學術自治、“教授治學”，凡學術問題，不受行政權力干涉，從而生成一個自足的學術共同體。

　　進而言之，還要實行“教授治校”，——教授也當介入學術、教學而外的，高校的管理等其他公共事務，由學術共同體所生發的學術權力，與以校長為代表的行政權力形成制衡。唯此，才不致于教授們無心做學問，才不會有“40教授爭處長”的現象發生。(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