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些高校為提高學生社會實踐的宣傳力度，專門設置了獎項用來獎勵暑期實踐做得比較成功的團隊，獎金少則幾百元、多則幾千元，媒體是否參與報道是評審的主要標準之一。7月以來，浙江某媒體已經接待了10多家高校的學生，被要求報道其社會實踐活動的內容。(《現代金報》8月3日)

　　讓大學生走出校園，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對實際問題進行調研分析，既有利于對專業知識的掌握又加深了對基本國情的認識，這樣的社會實踐當然是好東西。但筆者發現，眼下高校中美其名曰社會實踐的活動，不是被淺化成了走馬觀花的“暑期公費游”，就是被種種功利的獎項所驅使變成了謀取現實利益的標簽，報道中“爭相要求見報發表”就是一例。如此的社會實踐既浪費了學校的寶貴經費，又玷污了社會實踐的美名，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壞東西。

　　2006年暑假，筆者參加了我所在高校組織的一個社會實踐，活動的內容是到中部某省農村進行為期半個月的新農村政策宣講。臨行前，學校在操場舉行了規模宏大的出發儀式，又是發服裝又是授旗，回來后又將有關實踐的報道和實踐中拍攝的照片做成展板在全校展示，后來還獲得了學校的好評。說實話，作為親歷過這次實踐的一員，我看著這些貼滿報道和照片的宣傳展板實在感到羞愧——這半個月我們住的是當地鎮政府為我們安排的最好的招待所，每日來回有空調大巴接送，宣講時就是發放一些宣傳材料，僅此而已。

　　一直都覺得自己經歷的這次社會實踐很虛很假，但一次和在天津某校就讀的同學聊天后才發現，我所經歷的社會實踐只是小兒科。同學說他參加過一項社會實踐，內容是對北京地鐵進行調研，他們一行人在地鐵中拍了幾張照片，發了幾張問卷就班師回朝了。更絕的是，有幾名同學申請了社會實踐經費后，連裝模作樣地出去走走看看都省了，幾千元的經費幾個人一平分，直接在網上搜索相關資料，稍加整合，一篇實踐報告就出來了。

　　初衷很好的社會實踐如何變成了壞東西？筆者認為，這與組織者為社會實踐附加上太多的利益和獎勵但又缺乏有效地審查監督有關。有太多的利益和獎勵與社會實踐掛鉤，使得實踐者不再是花心思如何認識、解決所實踐的問題，而是費盡心機地宣傳沒有什么實際價值的實踐成果，進而謀得獎金、加分、評優評先等利益，此外，一些直接分管社會實踐的院領導，把社會實踐當做自己政績工程來抓也使社會實踐變了味道。而相關審查和監督的缺失則助長了“暑假公費游”、“買一份蓋好章的社會實踐報告”等怪現象的產生。(田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