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試苦不僅難住了普通學生，連教育部官員的子女也無法幸免。20日下午，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處長周一在武漢參加全國中小學生書法美術攝影作品大賽開幕式時大發感慨：現在中小學生學習很苦，自己的女兒為了應試，不得不犧牲心愛的書畫特長，轉攻奧數和英語。(《武漢晨報》1月22日)

　　在筆者看來，教育部官員為子女的“應試苦”而煩惱，一點也不覺得奇怪。教育體制決定教育模式，教育模式衍生教育行為。雖然素質教育喊了多少年，但奈何“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放眼國內，在應試教育體制的裹挾下，沒有哪個家長的孩子不受應試之苦。教育部官員的子女顯然也不例外。只要考試仍是評價學生的惟一指標，只要高考仍是“千軍萬馬”必過的“獨木橋”，應試就必然成為學生的指揮棒。像鄭淵潔那樣敢于對應試教育說不的家長，只能說少之又少，也難以推廣。

　　經濟學家汪丁丁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教育困境：“當整個社會被嵌入到一個以人與人之間的激烈競爭為最顯著特征的市場之內的時候，教育迅速地從旨在使每一個人的內在稟賦在一套核心價值觀的指引下得到充分發展的過程，蛻變為一個旨在賦予每一個人最適合于社會競爭的外在特征的過程。”這就是說，我們的教育已經從培養“人”，異化為培養“競爭機器”的工具。犧牲孩子心愛的書畫特長，轉攻奧數和英語，原因無他，只因為奧數和英語在高考時比書畫更管用，更能夠在與其他孩子的競爭中“領先”。

　　應試教育下，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由于大量的習題、作業和考試，大部分孩子不僅要犧牲興趣愛好，犧牲快樂無忌的童年，還要犧牲身體和心靈的健康。睡眠不足、高度近視、書包超重、缺乏鍛煉、心理壓力大……問題豈止是“一籮筐”。有媒體曾報道，某省小學生近視率高達42.7%；初中生煩惱多，排解方式令人憂；80.3%高中生身體亞健康；大學生情緒調節能力不理想。總而言之，只要是在讀書的孩子，莫不是病態百出、讓人生憂。不少專業人士和學者，甚至像魯迅先生當年那樣大聲呼吁，“救救孩子”。

　　如果我們再把目光放遠，就會發現在應試教育體制下，受害者又何止限于青少年學生呢？教師、家長同樣是受害者，整個國家和民族是最終的受害者。因為，長期來看，應試教育會使人的素質和能力相對下降，社會文化和思想日益貧乏，導致國家和民族失去創新能力，最終受害的必然是全體中國人。說“應試教育下，人人都是受害者”，一點也不為過。

　　因此，對于教育部官員來說，除了為孩子“應試苦”而牢騷外，應該更多的思考如何打破應試教育模式，拿出新辦法，出臺新政策，積極推進教育體制改革。這也是其職責之所在。(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