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瑞生

　　國內(nèi)這些年嘗試“校長推薦制”不止北大一家，上海的復旦、交大、同濟都曾采納校長直薦自主招生，可是北大卻是被罵得最為“風光”的一家。日前呱呱墜地的 “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實施方案”，幾乎遭到了一邊倒的討伐，11月10日的調(diào)查顯示，只有2成公眾支持，7成公眾則投了反對票。

　　北大放權給各大中學校長，讓他們擔當“守門人”，公眾的第一反應卻直接發(fā)酵成了：誰會被不明不白擠下車？公眾“沒信心”不是瞎胡鬧，這些年的招生亂象、腐敗丑聞的確也傷了公眾的心。一提到“推薦”，自然讓人想到了“后門”，獨木橋難走，有人就有辦法“繞道”。

　　可是，即使面臨道德的質(zhì)疑，“校長推薦制”本身的價值依然不可替代。即便有道德問題，那也只是制度的一個漏洞，除非尊重制度，別無他途。

　　所謂“校長推薦制”，本來就是“新瓶裝舊酒”。華羅庚初中數(shù)學考試不及格、錢鐘書數(shù)學只考了15分、曹禺三次高考落榜，季羨林、聞一多、吳晗、臧克家等等也都是走了“捷徑”。如今再無大師， “一刀切”的高考制度扼殺天才已經(jīng)被證實了幾十年。

　　再看美國，學術成績通過統(tǒng)一高考(SAT)體現(xiàn)，而非學術因素則依據(jù)寫作、學校和教師推薦、社區(qū)活動、領導能力、體育、創(chuàng)造才能、面試來評分，背景因素包括是否少數(shù)族裔、是否當?shù)鼐用瘛⒏改甘欠裥Ｓ选⒕栀洈?shù)額、信用記錄等等。每項都有分值。

　　人是社會動物，人人都有“私心”，校長也不例外。可是制度設計卻可以看住“人性本惡”。美國的綜合打分選拔體系就是這么一個“三好學生”，雖然評價因素非常復雜，但是都能量化，高分高能自然服眾。校長推薦看似很重要，但是學生沒那金鋼鉆，也攬不了瓷器活。

　　況且人數(shù)也是九牛一毛，只占北京大學本科招生計劃人數(shù)的3%，而且僅僅降了30分，打折的力度頂多只有九五折，學生的“成色”差異根本沒啥區(qū)別。我看，這一小步邁得可謂小心翼翼，現(xiàn)在很多人一定要推測，小碎步要摔個大跟頭，我不信。

　　如果正如北大所說，這是一個程序設計，不是校長簡簡單單就是簽個名，而要經(jīng)過學生公選、老師討論、家長確認、北大專家組“質(zhì)量再考評”、名單公示，能最終過五關斬六將的絕不是等閑之輩。

　　因為看不慣校長腐敗，怕噎著就不吃飯，最終結果只能是天才、偏才、怪才也跟著餓死。一考定終身看似公平，其實這才是中國教育問題滋生的“病原體”。自主招生不光要嘗試“校長推薦制”，也要嘗試更多更大膽的新體制，只有這樣一個復合型的選拔體系才能具有“規(guī)模效應”，才能抵擋權力、金錢的沖擊，才能真正公平。